; 里面躺着一只表，不是炫耀用的金刚钻，也不是社交场合里故作低调的钢王，而是他十八岁时爷爷送的陀飞轮，白金壳，蓝钢针，背透。
他拿起来，戴在腕上试了试，表带上还带着当年刻的四个小字，锋芒已被岁月磨钝。
他没有去典当行。
他打给私下认的行家，约在金融街背后的一家制表师工作室，茶水清得像白开。
师傅拿着放大镜看了半晌，说：“品相好，划痕浅，机芯干净。”报了一个价。
他没还，点头。
转账不行，现金。
他看着对方把厚实的现金包进牛皮纸袋，又看着那只表被轻轻收回盒里，扣上。
那一刻他才意识到，原来剥离一段年轻时光的方式，可以这样安静。
钱到手，他找了最不惹眼的路径：先往自己在外省开的一个普通储蓄账户打，隔天换成几个小额，再从不同窗口分多次汇到杭州。
名字不留，备注不写，只把“款项摘要”那栏空着。
他挑了一个阴天去银行。
大厅里广播在播“规范金融秩序”的宣传片，工作人员笑容标准。
他填单、排队、签字，第二天下午，钱原数退了回来。
短信冷静而无情地跳出四条“入账提醒”。
晚些时候，他接到父亲的电话，第一句就点了他的名：“你以为换几道路径，我们就看不见？”
后面电话挂断，随即是更密集的控制。
出入的司机换了人，秘书室的年轻人开始“顺路”陪他，甚至连晚上的跑场，保姆车也远远跟着。
那几天他很想笑，笑自己这么大的人了，居然被当作一条可能越线的电流，被绝缘，被隔离，被稳稳当当地按回“安全电压”。
“我的钱不收，可你为什么能坦然接受他的帮助，为什么啊顾朝暄？我们二十年的感情了，比不上他在江渚陪你的两个月对吗？”他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