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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树大招风。
陈默的突出表现，也引来了工作组内个别人的嫉妒。
那位吴教授在一次内部讨论中，针对陈默提出的一项关于联系汇率制度下非常规流动性支持机制的建议，阴阳怪气地说：“小陈同志的想法总是很‘超前’啊，不过，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为了显示自己高明，就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甚至可能扰乱市场预期的方案。”
陈默还没说话，一向沉默寡言的沈翊却推了推眼镜，开口了：“吴教授，陈默的建议是基于对多种极端压力情景的模拟测试结果，参考了国际上多个央行在危机期间的干预案例。
其核心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增加弹性，而非推翻重来，从金融工程的角度看，具有很高的前瞻性和实用价值。”
沈翊的突然“倒戈”，让吴教授措手不及。
这位央行年轻专家的专业权威性，可比他这个学院派教授在实操层面更有说服力。
吴教授张了张嘴，最终没再说什么，只是脸色更加阴沉了。
陈默感激地看了沈翊一眼，对方却只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继续埋头看自己的资料。
这种基于专业认同的无声支持，比任何慷慨陈词都更有力量。
随着回归日期临近，陈默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洪流的磅礴力量。
他亲眼目睹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最后阶段的激烈博弈，从午夜仍在进行的马拉松式谈判，到新闻发布会上的唇枪舌剑。
他所在的层面虽然只是辅助，但能参与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幕后工作中，那种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使命感，是前世那个35岁社畜根本无法想象的。
深夜，他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依旧车水马龙的香港街道，远处霓虹灯勾勒出“庆祝香港回归”的巨型标语。
苏晓冉从美国寄来的信和照片摆在桌上，信里描述着拍戏的趣事和对他的思念。
林薇的公司“启明”似乎也在上海逐渐打开了局面，他从一些渠道隐约听到了消息。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奔跑。
而他自己，正站在时代浪潮的漩涡中心。他提出的那些细致入微的建议，有多少能被采纳，融入最终的政策蓝图？
当1997年7月1日零点的钟声敲响时，他能否为自己的这段香江岁月，交出一份无愧于心的答卷？
更大的风暴，是否真的会如他所料，在回归之后接踵而至？
所有这些问号，都随着维多利亚港的海风，飘散在1996年这个漫长而关键的夏天里。
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