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的，”大哥望着远处渐暗的天色，“只要有人记得浇水，就会活。”
回去的路上，戏楼的方向传来隐约的唱戏声，不再凄厉，变得温和悠长，像有人在轻轻哼着小调。阿桃停下脚步，侧耳听了会儿，笑着说：“我娘在跟我们说再见呢。”
她挥了挥手里的红绸，那声音就渐渐散了，融进晚风里，带着桃花的香。
（溪边的青苔软得像块绿绒布，踩上去“噗叽”一声，溅起的水珠里裹着片桃花瓣，落在阿桃的粗布裙上，洇出个淡淡的粉痕）我们跟着她往上游走，脚下的石子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腐叶，踩上去“沙沙”响，像踩着无数细碎的春天。
桃树渐渐密起来，枝桠在头顶交错，粉白的花瓣缀得枝头沉甸甸的，风过时，花瓣簌簌落下，有的粘在乌篷船的篷布上，有的漂在溪水里，像无数只粉蝶在随波逐流。阿桃走在最前面，竹篮晃悠着，里面的桃花瓣时不时掉出来几片，被她回头捡起来，宝贝似的塞回篮子：“这是给我娘酿酒的，她最喜桃花的香。”
她的粗布裙上打着两个补丁，一个绣着半朵桃花，一个补着片柳叶，针脚歪歪扭扭，却透着股认真劲儿。“这是我自己绣的，”她见我盯着补丁看，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娘说，衣裳破了不怕，补上了就是新的，就像日子，摔了跤再爬起来，还是好日子。”
走了约莫半刻钟，溪水突然拐了个弯，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月牙形的浅滩上，停着三艘乌篷船，船身被桃花瓣盖了薄薄一层，像浮在水面的粉云。几个穿短打的汉子正往船上搬陶坛，坛口蒙着的粗布上，也别着朵新鲜的桃花。
“阿桃来啦！”最壮实的那个汉子直起腰，手里还抱着个圆滚滚的陶坛，他的袖口磨破了边，露出的胳膊上有个刺青，是朵小小的桃花，“你娘那坛酒，我们早就挖出来晾着了，就等你这主角呢！”
阿桃的脸一下子红了，提着篮子跑过去，陶坛上的泥封还带着湿土，上面用红漆写着个小小的“桃”字。“王伯，李叔，你们又来这么早。”她踮脚摸了摸陶坛，“我娘说这酒得埋在桃树下，让树根吸足了花香，才能酿出春天的味道。”
我们跟着上了乌篷船，船板被踩得“吱呀”响，角落里堆着些唱戏的行头——不是华丽的戏袍，是浆洗得发白的水袖、磨平了边的靴底、还有半盒用剩的胭脂，胭脂盒上画着朵桃花，和阿桃篮子沿上别着的那块一模一样。
“这是当年班主留下的，”王伯用袖子擦了擦胭脂盒，“他总说，戏服再漂亮，也不如姑娘家脸上的红晕真。”他指了指船舱壁上贴的泛黄照片，十几个穿着戏服的年轻人挤在一起，前排中间的女子梳着虞姬的发髻，手腕内侧露出颗小小的梅花痣，正笑着往旁边的小姑娘手里塞桃花——那小姑娘梳着双丫髻，眉眼和阿桃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那是我娘和小时候的我，”阿桃的指尖轻轻划过照片，“那天也是三月初三，她刚唱完《霸王别姬》，就拉着我去摘桃花，说戏里的虞姬困在楚帐，可她的阿桃得看看真正的春天。”
船缓缓往河心漂，有人搬出个竹筛，里面晒着新采的桃花瓣，金贵地摊成薄薄一层；有人拿出针线，接过阿桃带来的红绸，往上面添绣新的枝桠——之前的针脚细密温婉，新添的却带着点粗犷，是王伯的手艺；李叔则蹲在船头，用小刀在块桃木上刻着什么，木屑混着桃花香飘进船舱，像撒了把碎甜。
阿桃解开红绸时，我们才发现绸子的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绣到一半的桃花旁边，有几处被水洇过的痕迹，晕得颜色发深——想必是被泪水打湿过。“我娘走那年，这绸子掉在雨里，我捡回来时，颜色褪了大半，”她的声音轻轻的，像怕惊扰了什么，“后来我学着她的样子染桃花汁，一点一点补色，补着补着，就好像她还在教我似的。”
王伯撬开那坛光绪二十六年的酒，酒香“啵”地涌出来，清冽里裹着甜，像把整个三月的桃花都揉进了酒里。阿桃用竹勺舀出酒，先往船头洒了三勺：“娘，王伯，李叔，还有永安班的叔叔伯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