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濒临枯竭的警报，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朝廷必须做出痛苦而决绝的选择。皇帝江辰提出的“长期国债”构想，虽为长远之计，但远水难解近渴。眼下，要立刻为帝国失血的血管注入强心剂，最直接、也最必然的路径，便是改革税制，将征税的焦点，对准在工业化浪潮中迅速膨胀起来的工商业巨贾和新兴高收入阶层。一场注定充满刀光剑影的利益再分配大战，拉开了帷幕。
一、 密议中的抵抗：暗流涌动的商界
消息尚未正式公布，但风声已通过隐秘渠道，传到了帝国工商界的顶层圈子中。北京城最豪华的“汇贤堂”酒楼顶层雅间，门窗紧闭，气氛压抑。围坐在紫檀木圆桌旁的，是掌控着帝国矿业、纺织、航运、金融命脉的几位巨头。为首者，正是号称“点金手”的江南织造大王、兼营银号的钱瀚江。
钱瀚江面色阴沉，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提高工商税？累进所得税？还要开征遗产税？朝廷这是要杀鸡取卵啊！”他环视众人，“我们在座的，哪个不是响应朝廷号召，倾尽家财投资实业，才有了今日帝国工业之盛？如今根基刚稳，便要挥刀相向，岂不令人心寒？”
“钱公所言极是！”盐铁巨商周福海愤然接口，“我等商人，虽逐利，却也纳粮缴税，安置流民，于国于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朝廷国库空虚，只因军费浩大、福利无度，为何要我等来填这无底洞？”
另一位航运大王李万利压低声音：“听说，这还是皇帝陛下的意思……据宫里头传出的消息，陛下态度极为坚决。”
此言一出，雅间内一片死寂。对抗皇权，他们没这个胆子，也没这个能力。但坐以待毙，任由财富被收割，更是万万不能。
“硬抗绝非上策。”钱瀚江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但税制改革，牵涉甚广，绝非皇帝一人可决。朝中诸公，尤其是那些清流御史，乃至地方督抚，与我们利益盘根错节者大有人在。我们可以……陈情，晓以利害。让朝廷知道，税负过重，必将挫伤工商积极性，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最终受损的，还是朝廷自身！”
一场无声的抵抗，在觥筹交错与密语商议中悄然布局。金钱的力量，开始试图影响权力的天平。
二、 朝堂上的风暴：忠义与利益的激烈碰撞
几日后的朝会，果然成为了风暴中心。户部尚书钱文清，顶着巨大的压力，正式提出了《税制革新疏》。核心内容清晰而尖锐：降低田赋等传统农业税比重，重点提高工商营业税、矿业特许税税率；仿效西洋，开征“累进所得税”，对年收入超过一定标准者，按比例递增征税；并首次提出“遗产税”概念，对巨额遗产进行适度调节。
奏疏一念完，整个朝堂如同炸开了锅。
首先发难的并非预想中的工商界代表，反而是以清流自居的御史言官们。一位老御史颤巍巍出列，痛心疾首：“陛下！士农工商，国之基石。农为本，工商为末。今轻本重末，已非圣人之道！再者，累进所得税，实为劫富济贫，有违中庸，更恐滋生刁民仇富之心，破坏社会和谐！遗产税更是荒谬，子孙继承祖产，天经地义，朝廷何以横加干涉？此乃与民争利，非仁政也！”这番话，看似站在道德制高点，实则暗合了背后商贾的利益。
紧接着，一些与地方豪商关系密切的官员也纷纷出言反对，或明或暗地强调重税会扼杀经济活力，甚至暗示可能引发资本外逃。
支持改革的官员，则针锋相对。新任的税务司主事，一位年轻的实干派官员，拿出详实的数据：“据查，过去五年，帝国岁入增长，七成来自工商贸易！然其所纳税负，占比不足三成！富者田连阡陌，家财万贯，却可利用规则规避税负，此乃极大不公！如今国难当头，彼等既享帝国强盛之红利，岂能不承担相应之责任？累进税制，正体现量能课税之公平原则！”
“公平？”反对者冷笑，“只怕是杀鸡取卵，鸡死蛋打！”
双方引经据典，数据与道德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