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伟陈兵陕州，威压潼关，辅以离间、驱狼之策，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李自成集团牢牢束缚在关中之地，动弹不得。李自成内部矛盾激化，外有强敌环伺，侧翼堪忧，已然陷入了自起兵以来最危险的境地，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放弃陕西，率主力南下汉中、入川就食的计划。
中原大地，因王小伟的强势介入和开封大捷，局势为之一变。肆虐数年的流寇气焰遭到沉重打击，原本糜烂的河南北部，在王小伟的强力整顿和北疆商行的财力支持下，秩序开始逐步恢复。赈济流民，兴修水利，整顿吏治（安插亲信或拉拢听话者），虽然远未达到太平盛世的景象，但至少避免了进一步崩坏，并且为王小伟提供了稳定的兵源和粮饷基地。
“王督师”的威名，响彻中原，其声望甚至凌驾于朝廷之上。各地残存的明朝官员、士绅、乃至拥兵自重的将领，纷纷遣使至开封或陕州，表达恭顺之意，或请求援助，或寻求庇护。王小伟俨然已成为中原事实上的主宰者。
然而，树大招风。就在王小伟势力如日中天之际，来自北京的反应，终于到了。
崇祯皇帝在接到王小伟呈送的卢九德罪证及首级，以及那份措辞强硬、隐含问责的奏疏后，勃然大怒，当场摔碎了御案上的镇纸！但怒过之后，却是深深的无力与恐惧。
王小伟擅杀监军，形同造反！按律当诛九族！
可是，怎么诛？谁去诛？
北疆精兵悍将皆听其号令，中原局势全赖其稳定，皇太极在关外虎视眈眈……此刻若下旨问罪，岂不是逼反王承渊？届时流寇未平，又添一更强大的军阀，大明立刻便有倾覆之危！
朝堂之上，针对如何处置王承渊，再次吵成了一锅粥。薛国观等人力主严惩，甚至提出密诏各地督抚“共讨之”；而更多较为清醒的官员则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是自毁长城。
最终，在巨大的现实压力和王小伟主动上交的又一批“查抄赃银”的缓和下，崇祯皇帝不得不再次选择了妥协。他下了一道语气极其复杂矛盾的旨意：
旨意中，首先严厉申饬了王小伟“擅杀钦使，殊为狂悖”的行为，责令其“深加反省，戴罪立功”；但紧接着，又肯定了其“解围开封，稳定中原”的巨大功绩，加封其为太师，赐蟒袍玉带，世袭罔替；最后，则“要求”其“即日率部北返宣大，整饬边防，以防虏患”，中原防务，交由新任的河南巡抚、总兵等人负责。
这道圣旨，充满了帝王心术。既表达了不满，又给予了无以复加的荣誉（太师已是人臣极致）进行安抚，最终目的，则是要将其调离已然坐大的中原，重新圈回北疆的笼子里。
接到圣旨的王小伟，跪在香案前，山呼万岁，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惶恐”与“感激”。心中却是明镜一般。皇帝和朝廷，怕了。他们不敢动他，只能用这种明升暗调的方式，试图限制他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北返么……也好。”王小伟心中冷笑。中原虽好，但终究是四战之地，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并非建立稳固根基的最佳选择。他的基本盘，始终在宣大。如今中原的危机暂解，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已经打下，目的已然达到。是时候回去，消化战果，进一步夯实根基了。
而且，他有一种预感，中原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李自成入川，张献忠仍在湖广，朝廷依旧腐朽无能……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来应对未来的变局。
他并未立刻拔营，而是不慌不忙地开始安排撤离事宜。首先，他推荐了一批在此战中表现出色、且对他忠诚的部将，担任河南部分州府的守备、参将等要职，并留下了数千精锐，以“协助防务”为名，牢牢控制着开封等核心城市及黄河沿线的重要关隘。这意味着，即使他北返，河南北部依然在他的遥控之下。
其次，他命令北疆商行加大在中原的投资，收购土地，建立货栈，疏通商路，将经济触角更深地扎根于此。
安排妥当后，崇祯十四年冬，王小伟率领宣大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