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看这马的筋骨，多像1938年台儿庄战场上的中国士兵。”妹妹却皱着眉：“老师说那时候他们快投降了呀。”姐姐没接话，只是从背包里掏出本旧相册，里面夹着张泛黄的明信片，是1940年她祖父从南京寄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此处街市皆烬，唯见白骨成堆”，字迹被水洇得发皱，像谁的泪痕。
“你发现没有，”清禾的指尖在我手背上划了个圈，“清醒的人总在跟自己较劲。就像宫本先生守着那堆‘禁书’，吉田姐姐偷偷给学生讲真实的历史，他们像在冬天里点炭火，明明知道风大，还是要护着那点火星。”
路过便利店时，玻璃门“叮咚”一声开了，出来的是住在隔壁栋的田中夫妇。他们在中华街开了家拉面店，招牌上写着“味噌汤底源自重庆”，每次我们去吃面，田中太太总会多放半勺四川花椒。可上次清禾在店里提起“731部队”，正在擦桌子的田中先生忽然把抹布往盆里一摔：“那些都是美国人编的谎言！”田中太太赶紧打圆场，往我们碗里加叉烧，可她的手在抖，肉片落在汤里溅起的油星，烫红了她的手背。
“他们就像那碗拉面，”我望着便利店亮堂堂的橱窗，“汤底里掺着真心，可面底下沉着不敢碰的石头。”
清禾忽然笑了，眼角的泪还没干透：“前几天教学生写‘和平’两个汉字，有个男孩问‘中国也有和平吗’。我把他带到电脑前，给他看北京胡同里下棋的老人，看上海外滩的夜景，看新疆草原上的羊群。他盯着屏幕看了半晌，说‘原来中国不是只有战争和贫困’——你看，孩子的眼睛是干净的，偏见就像蒙尘的玻璃，擦一擦总能亮起来。”
我们走到公寓楼下时，撞见邮差正在往信箱里塞报纸。他弯腰时，我瞥见报纸头版的标题：“日中贸易额再创新高”，旁边配着中国工人在福冈工厂工作的照片，照片下的小字写着“技术仍需向日方学习”。清禾伸手去拿报纸，指尖触到信箱冰冷的铁皮，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就是这个邮差，把我们的《人民日报》扔进了垃圾桶，理由是“外国报纸不能进小区”。
“变化总比想象中慢。”我替她推开单元门，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亮起，暖黄的光裹着我们的影子，“但你看这灯，按一下总会亮的。”
电梯上升时，清禾靠在轿厢壁上，看着数字一层层跳。“明天去上野公园，”她忽然说，“除了献花，还要带本《拉贝日记》。就放在纪念碑前，说不定会有人看见。”
电梯门开时，我看见对门的高桥老太太正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个小陶罐。她看见我们，鞠了一躬，把陶罐递过来：“这是我母亲腌的梅子，她说1937年在南京，是个中国妇人给了她一袋梅子，才没饿死。”老人的手抖得厉害，罐口的红布绳松松垮垮，“她到死都在说‘欠着的，总要还’。”
清禾接过陶罐，指尖触到冰凉的陶土，忽然想起居酒屋里佐伯奶奶擦眼镜的动作——原来有些记忆，不管被埋得多深，总会在某个瞬间，像破土的芽，带着点涩，却透着光。
关上门的刹那，窗外的樱花又落了一阵，像谁在轻轻叩门。清禾把陶罐放在玄关的柜子上，月光透过纱窗落在上面，罐口的红布绳在地上投下细细的影子，像根没断的线。
我走到窗边，望着楼下空荡荡的街道。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一个醉汉正对着路灯鞠躬，嘴里含糊地念着什么，声音被夜风吹得七零八落。忽然想起白天在恩赐公园遇到的那个喂鸽子的老人，他口袋里露出半张黑白照片，边角卷得厉害，照片上的士兵穿着昭和年间的军装，胸前的勋章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当时我以为是他的儿子，后来才听见他对着鸽子喃喃：“当年要是没去中国，你是不是还能活着……”
“在想什么？”清禾走过来，从身后轻轻抱住我。
“在想，这世上到底有多少人，活在自己编织的历史里。”我转过身，看见她鬓角别着片樱花，花瓣边缘已经发皱，“就像刚才那个醉汉，还有公园里的老人，他们心里都装着个没说出口的故事，有的是愧疚，有的是自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