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先生知道‘731部队’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吗？”她没等对方回答，已经调出另一份文件，“根据哈尔滨社科院的调查，现存的活体实验受害者平均年龄91岁，他们中的87%，连日本法院的立案通知都没收到过。”她顿了顿，指尖点在屏幕上的照片——一个缺了右腿的老人正对着镜头流泪，“这位周老先生，1943年被抓去做冻伤实验，现在每个冬天都要靠止痛药度日。他要的不是钱，是一句道歉。”
角落里的田中突然站起来，他的公文包“啪”地砸在地上，露出里面的《朝日新闻》剪报。“我父亲1944年在徐州当过军医！”老人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网，“他日记里写着‘每日解剖三名中国人，肝脏用于培养鼠疫杆菌’！”他抓起剪报往桌上摔，泛黄的纸页上印着2015年日本政府的声明：“731部队相关档案因战火销毁，无法证实存在人体实验。”
“档案销毁？”我突然开口，将U盘插进电脑，“这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解密的1947年文件，盟军最高司令部对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讯问记录。”屏幕上的英文清晰可见：“石井供述，1939-1945年间，至少3000名俘虏被用于实验，无一生还。作为交换，美国获得全部实验数据。”我抬眼看向吉田，“你们的‘友好’，就是把这些藏在实验室的冰库里吗？”
吉田的脸涨成猪肝色，抓起茶杯往桌上墩，茶水溅在他锃亮的皮鞋上。“那是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他突然提高音量，“中国古代还有‘以德报怨’的说法，你们现在这么咄咄逼人，算什么礼仪之邦？”
这句话像根火柴，点燃了清禾眼里的火。她猛地拉开帆布包，倒出一叠泛黄的信件，信封上的邮戳显示1938年——南京。“这是我祖父的战地日记。”她的声音突然低下去，像在念悼词，“12月13日，他在安全区看到‘日本兵将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12月15日，‘秦淮河上漂着的尸体，让船桨都划不动’。”她举起其中一页，上面的血迹已经发黑，“这页是他被炮弹炸伤时写的，‘若有来生，愿亲眼看见侵略者认罪’。”
会议室突然静下来，只有空调的风扫过纸页的沙沙声。宫泽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调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2015年，《某市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其中包括1700多份第三方证词——德国商人京特的日记、美国牧师约翰的照片、丹麦医生贝恩的病历。”他指向屏幕上的照片，一个日本兵正举着军刀砍向跪在地上的平民，“这些不是‘特殊情况’，是有组织的暴行。”
“可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后排的女学生突然站起来，她的学生证上印着庆应大学的校徽，“我奶奶总说，战后很多日本家庭也很惨，我爷爷就是饿死的。”
清禾从包里掏出个铁皮盒，打开时露出里面的粮票和布票。“这是1960年代中国农村的救济粮票。”她的指尖抚过那些褪色的字迹，“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很多人，但我们还是向日本出口了150万吨大米——那是国家领导人说的，‘不能让日本人民像我们一样挨饿’。”她看向女学生，“你们的教科书没写过吧？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主动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只要求日本对民间受害者进行补偿，可你们的政府连这个都不肯做。”
田中突然捂住脸，指缝间漏出呜咽声。“我父亲1947年自杀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中国大使馆。”他从公文包最底层摸出个油纸包，打开后是枚生锈的军徽，背面刻着“南京，1937”，“他说这上面沾着中国人的血，该还给人家。可我去了三次大使馆，都被挡在门外，他们说‘现在是友好时期，别提这些’。”
清禾突然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夏日的热风涌进来，带着远处靖国神社方向的钟声。“知道为什么中国网民总提历史吗？”她转身时，阳光刚好落在她眼里，“因为我们怕。怕你们忘了，怕我们的后代也忘了。怕有一天，那些刺刀又会对准我们的孩子。”她指向屏幕上的留言，“你们说我们不宽容，可宽容是给知错能改的人，不是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