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哼了一声，虽未直接赞同，但语气已不似之前那般暴怒：“她一个妇人，在那等境地，能怎么办？儿子被俘，国家将倾，她能同意立景泰帝，稳住大局，已算有些见识。为自己亲儿子、亲孙子留条后路，这是人之常情，换了谁在那个位置，怕是都会如此。”
马皇后点头，目光带着怜悯看向天幕：“最苦的，恐怕是她人生最后那六年。她拼尽全力，甚至可能暗中操作，终于把大儿子从南宫那口‘活棺材’里救了出来，重新推上龙椅。她以为，苦难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朱元璋接口道，声音低沉：“可她哪里想得到，她放出来的这个儿子，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虽然糊涂但或许还有几分温情的青年皇帝了。漠北的惊吓、被俘的屈辱、南宫七年的幽怨，早就像毒药一样，把那点人性啃噬得差不多了。”
“是啊，”马皇后感同身受地说，“她眼睁睁看着这个她不惜代价救出来的儿子，转头就杀了于谦，清算边将，倒行逆施……她心中的痛苦和后悔，恐怕比任何人都要深。她或许每天都在自责，是不是自己当初的决定，才造就了如今这个面目全非、疯狂清算的君王？这份迟来的、却无比沉重的内疚，日日夜夜啃噬着她的心，恐怕比任何疾病都更催人老。”
朱元璋沉默了片刻，最终带着一丝罕见的、对后世子孙命运的慨叹，说道：“她算计了一生，为儿孙铺路，最后却发现自己亲手放出了一头……连自己都感到恐惧和陌生的怪兽。这最后六年，对她而言，不是安享晚年，而是活在亲手造就的噩梦里的煎熬。天顺六年……她是心力交瘁而死的。”
这番来自洪武时空开创者的体察，仿佛一道沉静的光，照进了那段纷乱的历史。它超越了简单的“功过”评判，触及了一个权力漩涡中的母亲，在其生命尽头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精神酷刑。
“于是，我们回到了最初关于她死因的猜测。”朱迪钠将话题引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看着于谦冤死，看着儿子清算功臣，看着朝局因为这场政变而再次动荡……这位精于算计、一生都在为儿子和孙子铺路的太后，是否会感到一丝内疚和疲惫？”
“也许，那份‘病因不详’的背后，确实有年老体衰，但或许也掺杂了难以言说的精神重压。”“心理分析师”再次尝试解读，“她达到了目的，儿子复位了，孙子依然是太子。但这个过程和结果，是否与她当初支持于谦守卫北京时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可能加速了她的衰老和死亡。”
“当然，这只是猜测。”朱迪钠强调，“历史的真相早已湮没。孙太后，这个在明前期政治漩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女人，她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她不是传统的贤后，也并非简单的妖后。她是一个在帝国危难时刻，努力平衡家国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母亲。她的抉择，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大明，却也埋下了更深的祸根，并最终可能反噬了她自己的内心。”
天幕在孙太后晚年可能独坐深宫、神情复杂的想象画面中缓缓暗下。她的一生，与儿子朱祁镇的命运紧紧捆绑，功过是非，如同她最后的死因一样，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与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