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身，而咸阳相对不缺。这就是供需关系在影响物的价值。物资本身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取决于它有多稀缺，以及多少人想要它。”
扶苏听得入神，下意识地接口：“如此说来，朝廷若想平抑物价，或可调控物资的供需？譬如将咸阳充裕之物资，调往紧缺之边郡？”
“聪明！就是这个理！”赵天成赞许地点点头。
“但这运输损耗、人力成本又成了新的问题。所以经济学也研究如何更高效地配置资源。你们现在搞的‘书同文，车同轨’，从经济学角度看，极大降低了沟通和交易的成本，促进了物资和信息的流通，这本身就是一件能提升整体国力的大好事。”
他顿了顿，抛出一个更深刻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研究激励 。商君变法为何能成功？‘耕战授爵’就是一套极强的激励体系。它明确告诉秦人，努力种地、英勇杀敌就能获得地位和财富。这激励着每个个体去奋斗，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无意中也实现了富国强兵的集体目标。这就是激励相容——让个人为自己谋利的行为，正好也能对社会有利。”
“反之，”赵天成语气一转，“如果制度设计不好，就会产生负面激励。比如，现在徭役过重，农夫辛苦一年，收获大半上交，自己却食不果腹。那他的理性选择就是怠工、逃亡，或者干脆冒险造反。因为努力耕种带来的不是好处，而是更重的盘剥。朝廷觉得征发徭役是在获取资源，但从经济学看，这可能是在摧毁最重要的资源——人的生产积极性。”
扶苏如遭雷击，愣在热水之中。
赵天成的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理解民间无数现象的锁。
为何关东民怨暗涌？
为何黔首隐匿户口？
为何看似强大的帝国根基下暗流涌动？
这些以往只能用“暴政”“民心”等模糊词汇解释的问题，此刻忽然有了清晰、冷酷却极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原来…如此…”扶苏喃喃自语，“百姓之举，非仅关乎道德人心，更关乎…利害计算？”
“没错！”赵天成肯定道，“大部分普通人首先考虑的是生存，是利弊。好的制度，能引导这利弊计算走向共赢；坏的制度，则会让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尖锐对立，最终大家一起玩完。经济学，研究的便是这其中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