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年（4064年）十二月
癸卯（初一）：日食。太祖驾临白虎殿，晓谕群臣说：“自古以来忠诚贤能的人士，大致有三类：第一类，辅佐国家，安定邦国，勤勉不怠地谋求治理，委婉周详地规劝君主行善事。君主即使没有听从，他也必定再三进言。君主受到感动和启发而听从采纳他的建议，那么朝廷就能尊贵安定，众多事务都能得到妥善处理。至于选拔任用贤能之人，使民间没有被遗漏的人才，罢黜奸邪谄媚之人，处理得当而使人不敢怨恨，这是上等的贤才。第二类，广泛学习古人的言论，深知历史上既成的事迹，其内心虽然忠诚于辅佐国家，但胸中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肯定古代否定当今，拘泥不知变通，而且勉强君主去做难以施行的事情。然而观察他的本心是忠诚耿直的，也可以称得上是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了。即使多次遭到斥责侮辱，他的志向也不懈怠，这也是忠诚为国效力的人，属于中等的贤才。第三类，通晓经史之学，虽然没有什么不读的，但拘泥于古人的旧例，不懂得经世济民的权变，心中模糊混乱不能分辨是非，常常高谈阔论，以为这就是进谏，竟然不知道什么事应该先做，什么事应该后做，什么事可以施行，什么事不可以施行。凡是他谋划的事情，自认为很恰当，但实际上并不切合实用。君主如果听从了，他就会因此自高自大；君主如果不听，他就说君主不能推行他的计划。他的言论对国家毫无益处，只会让君主背上拒绝劝谏的名声。然而他的内心也没有别的恶意，只是不懂得审时度势、通达权变罢了。这是下等的贤人。我今天谈论这三类人，有见识的人自然能明白。”
甲辰（初二）：律令修订完成，太祖命令颁布施行。当初，太祖命令李善长等人详细制定律令。太祖每次驾临西楼，召见各位议律官和儒臣，都赐座与他们一起讨论，以求达到最恰当的标准。太祖对起居注熊鼎说：“我刚才审阅群臣所制定的律令，有不妥当的地方，我仅凭自己的意见就做了决断，而众人总是认为是对的，很少有坚持己见进行辩论的。刑法是关系重大的事情啊！如果处理失当，人们就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还怎么能将律法垂示后世呢？”熊鼎回答说：“皇上综合群臣的议论，以圣明的见解做出决断，确实非常恰当。请等律令修订完成后，再与朝廷大臣们详细审阅，然后颁布施行。”太祖认为他说得对。到这时律令才修订完成，太祖与朝廷大臣再次审阅，删除繁琐趋于简要、减轻重刑从轻处罚的情况居多。总共制定《令》一百四十五条，其中吏令二十条，户令二十四条，礼令十七条，兵令十一条，刑令七十一条，工令二条。《律》则是依据唐代旧律增删而成，共计二百八十五条：吏律十八篇，户律六十三篇，礼律十四篇，兵律三十二篇，刑律一百五十篇，工律八篇。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刊印颁布于朝廷内外。李善长等人被赏赐物品，各有不同。太祖又晓谕群臣说：“读书是为了穷究事理，守法是为了约束自身。所以官吏被称为奉公守法的循良之吏，不在于威严，而在于遵守法令、遵循事理罢了。你们既然读书，对于律法也不可不通晓。大致说来，人之所以犯法，是因为违背了事理。君子恪守事理，所以不犯法；小人轻视法律，所以陷入重刑。现在你们各有职守，应该知道谨慎行事。”
乙巳（初三）：大将军徐达等将从益都出发，派遣使者前往乐安招降俞胜。当时俞胜的兄长俞宝被部下所杀，俞胜代其担任平章，统领部众。
第二天，徐达大军驻扎在长山、北河，般阳路总管李圭等率领军民到军门投降。于是其所属的淄川、新城等县，都望风归附。明军收得军士一千四百一十四人，粮食二万一千三百余石。
丁未（初五）：太祖派遣使者谕令征虏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说：“将军统率将士，击鼓东进，攻下齐、鲁数十座城池，即使拿古代名将来比较，韩信的功劳和才能也不过如此。然而在事情的关键和形势变化之际，不可不深思熟虑。如今山东诸将虽然都已归附，但未曾派一人到我这里来。如果留下这些降将，让他们分布在原来的地盘上，这就是所谓的‘养虎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