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三年的夏风，带着渤海特有的咸腥与硝烟余味，吹拂过刚刚结束激战的天津港。夕阳如血，残阳将战场上那些即便是大明最精锐的神机营也从未见过的弹坑，染成了暗红色。商砚辞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高地上，俯瞰着这支被称为“新军”的部队。
与传统明军那种“胜则喧哗争功，败则鸟兽散”的习气截然不同，新军的营地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悸的静谧与秩序。这不仅是军纪的体现，更是工业化逻辑在军事领域的延伸。“虽然是大捷但没有人喝酒庆祝，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种清醒，源于商砚辞早在南翔镇地下工坊时期便确立的“标准化”与“工程师思维”。
炊烟在营地上空笔直升起，那是高效能煤炭燃烧的迹象。这些煤炭并非原始的烟煤，而是经过洗选和干馏处理的焦炭——这一技术最早由商砚辞在南翔镇为解决炼钢炉温不足而引入。士兵们正在进食，他们手中的饭盒由冲压钢板制成，食物中甚至包含着在那个时代堪称奢侈的肉类制品。这一切的背后，是南澳岛基地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在支撑。商砚辞深知，他带来的不仅仅是枪炮，更是一整套高效的社会组织方式。
与天津港的肃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京师的恐慌。溃败的督战官并非骑着高头大马回报，而是如同丧家之犬般逃回了京城。他带回的消息，击碎了紫禁城最后的幻象。
“五万大军，一日溃败。”
“火枪无往不利，火炮百步穿杨。”
这些描述对于深居宫中的王振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作为一名穿越者，王振自以为掌控了历史的剧本。他利用对“土木堡之变”的预知，不仅让自己死里逃生，更将这一危机转化为清洗朝堂异己、独揽大权的契机。他曾以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是于谦这样的忠臣，或者是历史的惯性。他甚至通过颁布“异人诏”，试图捕杀或收编所有像李怀安那样的“同类”。
然而，商砚辞的存在，是他算式中最大的那个“变量”。
王振第一次感到了“生命受到了威胁”。这种恐惧并非源于对死亡的抽象想象，而是源于一种深刻的认知失调。他意识到，对方手中的牌，不是权谋，不是宫斗，而是物理法则。那是他无法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印章去封印的力量。
当晚，王振连夜召见景泰帝朱祁钰与兵部尚书。这是一场充满了荒诞感的会议。名义上是“商量对敌之策”，实际上却是王振单方面的歇斯底里与命令发布。朱祁钰，这位在兄长被俘后仓促登基的皇帝，此刻面色苍白，完全沦为了王振恐惧的投影。
王振的命令简单而粗暴：“调动禁军，修筑防御工事，将所有大炮推上城墙。”
这一决策暴露了王振战略思维的局限性。他依然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城防逻辑中，迷信北京城那高大厚实的城墙。他不知道，在商砚辞掌握的“三酸二碱”化学工业体系支持下，黑火药早已被更具威力的硝化炸药所取代，传统的夯土包砖城墙在现代爆破技术面前，脆弱得如同蛋壳。
京城在当晚便“动了起来”。禁军开始在街道上设卡，强征民夫运送滚木礌石。原本繁华的西市、东市被肃清，店铺关门，百姓闭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末日般的压抑。
王振试图利用他在京城经营多年的特务网络——锦衣卫北镇抚司——来维持秩序。鹰犬倾巢而出，任何敢于议论战事或流露出一丝投降意图的官员、百姓，都会被当街格杀。这是一种通过制造更大的内部恐怖来对抗外部恐惧的手段。
然而，人心的防线往往比城墙更早崩塌。关于“南边来了支神兵”、“不用马拉的车”、“能打雷的枪”的流言，如同瘟疫般在坊间流传。这些流言的源头，或许正是商砚辞安插在京城的眼线——那些早年被方敬堂和方琳琅收买或安插的商业情报网。
第二天一早，商砚辞收到了斥候发来的情报。透过高倍率的光学望远镜——这是方琅琊利用纯碱和石英砂烧制出的高纯度玻璃打磨而成的杰作——斥候清晰地看到了京城城墙上的防御部署。
“无数大炮推上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