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到地方，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李泽良冷笑一声，语气中带着对明廷毫不掩饰的鄙夷：“如何做到？这便是手段高下之别了！武兄，你想想，邓总兵殉国之事，发生在川东，战场混乱，尸骨无存之事古来有之。
大夏只需精心策划一场血战，让部分被俘或愿意配合的明军官兵亲眼目睹邓总兵力战而亡，再辅以一些无法辨认的残破衣甲、信物，这英勇殉国的戏码便能坐实七八分。
随后，大夏严密封锁消息，禁止任何知情者泄露，而明廷那边，败军之将为了推卸责任，或是根本不明就里，自然乐于上报一场虽败犹荣的苦战，一位壮烈殉国的总兵。
这一来二去，谎言便成了事实，两相对比，大明的情报犹如筛子，被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简直像个懵懂无知的新兵蛋子；
而大夏呢？谋划周详，滴水不漏，行事老辣，宛如掌控全局的老谋深算之权臣！”
武承哲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这对比确实太过鲜明。但他随即又升起一个新的疑惑：“只是……我有一事不解，邓总兵既然决意投效大夏，为何不光明正大地阵前起义，或兵败被俘后归顺？为何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弄一出假死的戏码？这岂不是多此一举？”
这个问题，其实远在西安病榻上的张行最有发言权，他深知崇祯皇帝的脾性，若邓祖禹是战败投降，哪怕是为了保全麾下士卒性命，在崇祯和北京那帮清流眼中，也是不可饶恕的变节行为。
那位刚愎自用、气量狭小的皇帝，如何能忍受麾下大将投靠他口中的反贼、流寇？届时，滔天怒火必然不会只停留在口诛笔伐。
虽说理论上祸不及家人，但以崇祯的偏执和多疑，加上朝中那些善于揣摩上意、罗织罪名的官员，邓祖禹留在后方的亲族、家族，乃至那些追随他多年、最终一同归顺大夏的将士们的家眷，岂能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