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所言，甚是在理，若果真如此，那后金此番，怕是真被伪夏逼到了墙角。
既然如此……诸位爱卿以为，我大明眼下，是否该与后金议和？又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我大明可以暂且搁置争议，与之结盟共抗伪夏？”
若是放在两年前，甚至一年前，崇祯绝无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此问，堂堂天朝上国，与关外建虏议和？还是在其攻打大明属国之时？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有违祖宗法度，更悖于夷夏之防的大义。
他必然会像以往一样，厉声斥退任何此类提议。
然而，自卢象升、孙传庭去岁在朝堂中的剖析天下大势，直言大明已处于三面受敌，危如累卵的绝境，要效仿伪夏部分新政。
再加上此后孙传庭在陕西以雷霆手段抄没贪官豪绅，为朝廷带回价值数千万两白银的意外之财后，崇祯的心态已然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现实的残酷压倒了许多虚幻的坚持，他内心深处对于非常之法的接受度提高了许多，甚至有些放飞自我，只求能延续国祚。
但放飞归放飞，要他这位大明天子主动承担起与虏议和的历史责任和骂名，他还是万分不愿的。
龙椅下的众臣都是官海沉浮多年的老手，岂能听不出皇帝话语中那试探与甩锅的意味？皇帝自己想走这条路，却不愿脏了自己的手，希望由臣子们提出，他再被迫采纳。
然而，与后金议和结盟，此事关系太大，牵扯到数十年的血仇、朝廷体面、士林清议，乃至青史评价。
谁若在此刻率先表态支持，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很可能都会成为日后政敌攻讦的靶子，甚至成为平息众怒的替罪羊。
一时间，殿内落针可闻，方才还在分析局势的众臣，此刻都眼观鼻，鼻观心，如同泥塑木雕般，无人愿出声接这个烫手山芋。
崇祯看着下方一片沉默，心中既恼火又无奈，他明白这些臣子的顾虑，但也由不得他们一直装聋作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