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的京城飘起细雪，林雨潇踩着积雪回到家时，鼻尖还沾着寒气。
厨房里传来母亲切菜的脆响，姐姐书昀正抱着刚出锅的糖瓜往盘子里摆，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窗棂上的冰花，这是他插队七年来最安稳的一个年。
可当书房里父亲林清庭叹着气说出“老家亲戚又来要救济粮”时，满室暖意瞬间被一种沉重的无力感驱散。
“冀中平原的麦子亩产才两百来斤，东北黑土地也填不饱肚子，这农业再不变，真要误了国本。”
林清庭摩挲着老花镜的镜腿，声音里藏着积年的焦虑。
林雨潇没接话，插队时那些啃着窝头算工分的日子突然涌进脑海——队长敲着钟喊出工，社员们揣着空肚子在地里磨洋工；
自家种的白菜吃不完烂在窖里，却不敢拿到集市换钱；
后山的酸枣树结得压弯枝，没人敢组织采摘晾晒，怕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
那天夜里，他在台灯下铺开稿纸，笔尖悬了许久才落下，第一行字便写得力透纸背：“当前农村之弊，根在生产关系桎梏生产力，表在政策僵化、管理失当。”
接下来的三天，林雨潇几乎没踏出书房。书桌上堆着厚厚的草稿纸，上面记满了从陕北插队村到东北姐姐插队点的实际情况：
陕北黄土坡上，生产队种着不适合的玉米，亩产不足百斤，却不能改种耐旱的糜子；
东北三江平原，大片林地闲置，社员想养几头猪都要申请，超过两头就算“资本主义尾巴”。
他想起自己临时管理生产队时的尝试——按收割量记工分，结果当年麦子收割效率提高三成，可这法子刚试了半个月就被公社叫停，说他搞“修正主义分化”。
“姐，你们那儿社员出工是不是也爱躲懒？”
饭桌上，林雨潇追问书昀。书昀放下筷子，掰着手指算：“可不是嘛，冬天刨冻土修水渠，去早去晚都记十分工，谁肯卖力？去年队里种的西红柿，熟了没人摘，烂了一地，队长急得跳脚也没用。”
这些细节被他一一补进方案，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在解剖一个积重难返的病灶。
初五那天清晨，林雨潇把厚厚一叠稿纸递到林清庭面前。
晨光透过窗，照在“农村改革初步方案及调查提纲”的标题上。
林清庭戴上老花镜，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手指划过“生产关系限制生产力”那行字时，指节都泛了白。方案里将农村弊病归纳为四条，条条都戳在要害上：
其一，干部体系错位，治理方向偏离。各级革委会以阶级斗争为首要任务，选拔干部重“政治表现”轻“经济能力”，冀中某县公社书记上任三年，没下过一次地，却能背诵整部“农业学大寨”文件。
主管农业的机关充斥着“外行领导内行”，面对农民的温饱诉求，只会用“割资本主义尾巴”来回应。
其二，经营模式单一，资源严重浪费。“以粮为纲”的政策捆住了农民手脚，陕北宜林山地硬种粮食，东北湿地被迫开荒，因地制宜成了空话。
更甚者，个人农产品严禁流通，华北农村的苹果烂在枝头，华南的蔬菜腐在田埂，而城市居民却要凭票抢购；
山林、池塘等资源长期闲置，社员养家禽限数量、养大牲畜要审批，民间生产力被死死压制。
其三，分配制度僵化，生产积极性低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评工记分成了形式主义，大寨式“大概工”盛行，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没区别。
十年陕北插队村亩产只增了十斤，而社员人均年收入不足五十元，不少农户靠贷款买种子、靠救济过冬天，农村劳动生产率二十年几乎零增长 。
其四，流通体制梗阻，商品经济窒息。统购统销政策虽曾稳定市场，如今却成了枷锁。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由国家垄断收购，价格长期偏低，农民种粮越多越吃亏；
自由市场被取缔，“投机倒把”的帽子让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