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肥科学岛的可控核聚变实验室，像一座被冰封的未来之城。巨大的 “人造太阳” EAST 装置静卧在实验大厅中央，原本该闪烁着等离子体蓝光的反应室，此刻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冷却系统的管道结着白霜 —— 三天前，实验室收到了最后一笔经费到账通知，金额只有往年的 15%，附言里写着 “优先保障超导相关科研项目”。
“再差 5% 的能量约束时间，我们就能实现‘持续运行 100 秒’的突破了。” 研究员李默蹲在装置旁，手指拂过冰冷的不锈钢外壳，他的白大褂口袋里，还装着上个月刚写好的《下一代核聚变堆设计方案》，方案里规划的 “超导磁约束优化” 模块，现在成了讽刺 —— 不是用超导技术辅助核聚变，而是核聚变的经费，被超导 “抢” 走了。
实验大厅的公告栏上，贴着最新的 “人员分流通知”：30 人的研发团队，15 人被调往 “超导储能实验室”，8 人选择 “自愿离职”，只剩下 7 人负责 “装置日常维护”，而维护经费只够支付水电费。李默的徒弟小张正收拾工位，他的电脑屏幕上还停留在 “等离子体密度模拟图”，却不得不把简历投向一家 “超导电缆检测公司”——“师傅，我也不想走，可我房贷每个月要还 8000，实验室给的基本工资，连房贷都不够。”
陈序的工作站屏幕上，正播放着叶晴从合肥发回的视频：镜头扫过空荡荡的控制室，曾经 24 小时亮着的监控屏，现在只剩下 2 台还在运行，显示着 “装置休眠中” 的红色字样；墙角堆着打包好的实验设备，上面贴着 “暂存仓库” 的标签，其中一台 “激光干涉仪”，曾是李默团队花了 3 年时间调试的 “能量测量核心设备”，现在却要被搬到废品站，因为 “仓库租金太贵，实验室付不起了”。
“可控核聚变？十年内都看不到商业价值，不如投超导储能实在。” 海伦娜手里拿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刚发布的《全球前沿技术投资报告》，黑色的数据条像一道道伤疤：“全球可控核聚变领域投资同比下降 68%，其中欧盟‘ITER 计划’的经费削减 52%，美国‘SPARC 项目’暂停招募新研究员；与之对比，超导储能领域的投资同比暴涨 410%，连原本计划资助核聚变的私人资本，都转投了‘超导电池初创公司’。”
报告里的一个细节让陈序心口发紧：全球排名前 20 的核聚变研究团队，有 17 个出现 “核心成员流失”，其中 60% 的流失人员转行至超导领域，剩下的 40% 要么去了金融行业做 “科技分析师”，要么开了网约车 ——“我们花了十年时间培养一个核聚变研究员，现在他却要去给超导公司做‘设备质检员’，这不是人才浪费，是对未来的犯罪。”UNESCO 报告的序言里，这样沉痛地写道。
屏幕切换到另一个 “被遗弃的赛道”—— 深圳某钠离子电池研发中心。创始人张悦站在生产线旁，看着刚下线的 “钠离子电池样品”，这些样品的能量密度达到 160Wh/kg，循环寿命突破 3000 次，原本计划下个月启动量产，却在一周前收到了投资方的 “撤资通知”：“对不起，我们决定把资金转向‘超导快充电池’项目，钠离子电池的商业化周期太长，我们等不起。”
研发中心的玻璃门上，贴着 “转租” 的广告，里面的研发设备大多已被抵押，只剩下几条小型实验线还在运转。张悦的团队从 50 人减至 8 人，核心工程师老王正打包他的 “电池材料分析笔记”，笔记里记录着过去 5 年的所有实验数据，现在却要以 “500 元” 的价格卖给一家 “超导材料检测机构”——“他们说我的‘材料失效分析方法’，能用来检测超导晶体的缺陷，你说可笑不可笑？” 老王苦笑着说，他明天就要去那家机构上班，做的工作和钠离子电池毫无关系。
“更惨的是量子通信。” 叶晴的声音从解密器里传来，她刚从奥地利维也纳的 “量子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