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
这座长江畔的重镇，在成为革命临时中枢后，仿佛被注入了双倍的活力与喧嚣。各种机构、部队、人员如同潮水般涌入，让原本就繁忙的码头和街市更显拥挤。
空气中似乎永远混杂着江水汽、煤烟、印刷油墨、以及一种属于大时代的、躁动不安又充满希望的气息。
收到出使第三国际大会的通知后，唐茗等六人从京师返回武汉待命。这座临时的“红色首都”成了他们短暂停留的驿站。
每个人都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投入到紧张的“后方”工作中：
唐茗和林尚舟一头扎进了教育部临时设立的文化改革办公室，继续他们中断已久的新式教材编写工作。
桌上堆满了各种旧式课本、新拟的大纲和草稿，两人常常为了一个知识点该如何用新时代的语言表述而争论到深夜。当然，还有包括但不限于汉语字体简化工作、文言文阅读篇目多少等等一系列小问题。
宋希和李曜青则被分配到了刚刚挂牌成立、设备尚显简陋的“长江人民医院”。凭借精湛的医术和冷静的头脑，两人立刻成为了急诊科的骨干。救护车的马车铃声、伤员的呻吟、以及消毒水的气味，构成了他们日常的主旋律。
张振宇则回到了第三国际驻东方军事代表团。
他需要将前线的最新情况、特别是对东北局势和潜在外部干预的评估，形成详尽的报告，参与高层战略研讨，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提供决策参考。
唯独陈雅，陷入了一种奇特的“闲置”状态。
她所属的工团党，此刻正将全部精力和主力投入到两项至关重要且极其复杂的任务中：和平解放吐蕃高原地区，以及巩固对西域和漠北的治理与稳定。工团党的核心领导层和大部分骨干，包括她的老师，都远在长安城坐镇指挥，并未随大流迁来武汉。
这样一来，在武汉以人民革命党为核心的中央临时政府架构里，陈雅就成了一颗有些“尴尬”的棋子。她级别够高，身份特殊，但她的直接上级和党组织系统却不在此地。
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老同志们，虽然认可她的能力和贡献，但也不好越俎代庖，给她这个“友党”的重要年轻干部随意分配具体事务性工作。
于是，陈雅便“闲”了下来。
起初几天，她还能耐着性子待在安排的住处看看书，或者去探望忙碌的唐茗和宋希。但很快，她那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和一刻也闲不下来的性子，就开始“蠢蠢欲动”。
她开始“主动出击”。
美其名曰：“检视友党工作，学习先进经验”。
实际上，就是带着她那副自己瞎折腾还觉得很酷的墨镜，背着手，像个巡视员一样，开始在武汉三镇各处“闲逛”。从江汉关的货物进出口登记处，到武昌新成立的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汉阳兵工厂的零件装配车间，到临时政府大院门口的群众信访接待点……
她看得仔细，问得刁钻。
在消费合作社，她会指着货架上稀稀拉拉的日用品，直接问负责人：“为什么肥皂和火柴的供应量只有这么点？是根据什么计划分配的？市民的排队时间平均多长？有没有考虑过设立流动售货车或者预约制度？”
在兵工厂，她会蹲在车间角落，看着工人们用近乎手工的方式打磨零件，然后找到车间主任，皱着眉头问：“这种生产效率太低了！有没有尝试过标准化流水线？工具磨损率这么高，有没有建立更完善的保养和更换流程？”
在信访点，她甚至会混在排队的人群里，听老百姓发牢骚，然后记在小本子上，回头就写成一份措辞直接、甚至有些尖锐的“群众意见摘要”，通过某种渠道递到中央委员会那些老委员的桌子上。
这样子，如果是不知道她的身份的人，比如那些普通百姓，就真把她当成新选的民主协商会议议员了。
而更哭笑不得的，是坐在委员会座次上的政坛老家伙们。
她提出的意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