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提,辩论时每人只能说一炷香的时间,不许抢话;表决时用 “投筹”—— 红筹算 “同意”,黑筹算 “反对”,白筹算 “弃权”,筹数当场点清,谁也别想暗地改数。有个老议员拿着章程叹:“以前议事像菜市场吵架,如今总算有了规矩。”
《司法独立保障令》更是给法官们撑了腰:严令 “大理寺掌审判、刑部掌缉捕、都察院掌监督”,谁要是敢派手下干涉审案,不管是勋贵还是太监,都按 “扰乱司法” 治罪;还试着搞了 “法官终身制”—— 只要法官没犯贪赃、枉法的大错,谁也不能罢免他。大理寺卿周延儒拿到令子时,激动得把官帽都碰掉了:“有了这道令,咱们审案时,腰杆总算能挺直了!”
这三道细则一落地,《皇明宪约》才算真正 “活” 了过来 —— 不再是纸面上的条文,成了能管得住内阁、镇得住议员、护得住法官的真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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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朱允炆知道,制度要立住,还得有 “钱” 撑着。没等朝堂消化完这三道细则,统计审计司便带着财税变革的章程,悄悄钻进了帝国的 “钱袋子” 里。
他们在 “一条鞭法” 的底子上改:以前百姓要交田赋、服徭役,还得给官府交 “匠税”,三样混在一起,贪官污吏最容易从中克扣。如今干脆把徭役、匠税都折成白银,和田赋算在一块儿收,每户人家每年该交多少,都写在黄纸印的 “税契” 上,贴在门上谁都能看。苏州府的织户陈阿婆拿着新税契笑出了褶子:“往年交完这三样,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了,今年竟能省下二两多,够给孙儿买件新棉袄了!”
更要紧的是清丈田亩。统计审计司的人带着算盘、尺子,跑遍了全国十三省,把那些勋贵隐瞒的 “隐田”、贪官霸占的 “荒田” 都一一量清,登记在 “鱼鳞图册” 上。河南布政使原想靠着隐瞒两千亩田偷税,结果审计司的人拿着百年前的地契找上门,当场就把他的乌纱摘了 —— 这一下,全国的田赋竟多收了三成。
商税也跟着动了:以前商税只收 “城门税”,丝绸、瓷器这些走漕运的货物,常常被漕运官私吞了税银。如今统计审计司在运河沿岸设了 “税关”,派专人登记货物数量,按 “值百抽三” 收税,还发了 “税票”—— 商户拿着税票,沿途再没人敢乱收钱。南京城里卖瓷器的张老板算了笔账:“以前运一船瓷器到北京,光杂费就得交五两,如今有了税票,一两银子就够了,生意好做太多了!”
皇家银行的银子也越来越足。海外商船从吕宋、爪哇运回来的白银,一船船卸在太仓港,都存进了银行的地下库房;新印的 “大明宝钞” 因为有白银打底,再也不像以前那样 “一贬再贬”,百姓拿着宝钞去买米,店家也乐意收。银行还试着给民间工坊放贷:苏州的织坊老板李万三,靠着银行贷的五百两银子,添了十台织机,三个月就赚回了本,逢人就说 “皇帝的银行,是真帮咱们生意人”。
这日清晨,文华殿的鎏金铜炉里燃着龙涎香,烟气绕着梁上的 “正大光明” 匾额,缠出几分清雅。朱允炆坐在铺着明黄色锦缎的御座上,指尖轻轻叩着案上的卷宗 —— 那是王钺刚送来的,情报局对几个行省《考成法》执行情况的秘密评估。
王钺穿着獬豸纹官服,躬身站在殿中,花白的胡须微微颤抖:“陛下,这里面记着山东、湖广、浙江三省的官员情况 —— 山东按察使周茂,三个月清了二十件积案,百姓都叫他‘周青天’;湖广参政赵全,表面上遵行《考成法》,暗地里却收了盐商的贿赂,把盐税偷减了一半;还有浙江台州知府刘能,索性把《考成法》扔在一边,天天在府里喝酒,不管百姓死活。”
他说着,偷偷抬眼瞥了朱允炆一眼,右手做了个隐晦的 “抹脖子” 手势,声音压得极低:“这些人里,赵全和刘能的罪证都齐了,是否还像元宵时那样,…… 行雷霆之法?”
朱允炆没立刻回答,只是把卷宗推到统计审计司主官陈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