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未央宫西侧，灵台。
初春的晨光带着料峭寒意，穿透薄雾，洒在高耸的夯土台基上。巨大的青铜浑仪——“璇玑玉衡”的放大仿制品——在熹微中泛着冷硬的幽光。太史令司马谈，身着深青色官袍，面容清癯，眼神却如鹰隼般锐利，正与几名精通算学的属官围在浑仪旁。巨大的基座刻盘上，密密麻麻标注着二十八宿分野、黄道刻度，以及一些新近添刻的、更为精细的辅助刻度线。
“昨夜岁星（木星）过舆鬼，实测躔度与《颛顼历》推演，差三分又七厘！”一位年轻的主簿手持观测记录简册，声音因激动而微颤，指向浑仪上某个特定的星区位置。
司马谈眉头紧锁，手指在冰冷的青铜刻度盘上缓缓划过，最终停在一个微小的偏差点上。他转身看向另一位正俯首于案几、在巨大算板上飞速排布算筹的白发老史官：“邓平，依周子遗法所推‘岁差’常数，再核！”
邓平，年逾古稀，曾是前朝秦廷观星台的旧人，也是少数知晓部分周鸣天文历算传承的遗老。他布满老年斑的手指异常灵活，算筹在涂着黑漆的木板上噼啪作响，依据一套特殊的口诀和心算路径推演着。片刻，他抬起浑浊却依旧锐利的眼：“回太史公，依周子所传岁差模型，岁星此次过舆鬼，应较《颛顼历》迟约三分五厘。昨夜实测为三分七厘，误差在可接受之限内。”他顿了顿，补充道，“此‘岁差’之数，周子当年亦言，乃百年、千年方能显着觉察之微变。秦火之后，旧观星台数据散佚，模型久未校准，略有偏差亦属常情。”
司马谈的目光扫过浑仪基座上那些新刻的辅助线——那正是依据周鸣学派遗留下来的部分星图推演和几何投影法所增补，用以更精确地定位行星轨迹。他长长吁出一口气，既有释然，亦有深沉的忧虑：“《颛顼历》承秦制，沿用百年，误差日积月累，已难符天象。陛下欲改正朔，易服色，定新历，以应天命。此乃千秋大业！”他环视众人，声音凝重，“吾等职责，观天象，察微变，定历元。周子遗法虽精妙，然其核心推演之术，或随稷山天工院湮灭，或散落民间难寻全豹。邓平老，你所知之法，便是孤本了。新历之成败，系于此微末之‘数’！”
他走到台边，俯瞰着长安城初醒的轮廓。鳞次栉比的里坊间，已有袅袅炊烟升起。远处渭水河畔，隐隐传来民夫修治漕渠的号子声。这看似承平的时代，对掌握着沟通天人之钥的史官而言，却是一场与时间、与遗忘的无声战争。周鸣留下的那点星火般的理性光辉，在浩劫之后，微弱得如同风中之烛，却支撑着他们试图重新锚定天地运行的秩序。
与此同时，关东，清河郡（今河北一带），官营铁作工坊。
此地远离京畿的肃穆，空气中充斥着更为粗粝灼热的生机。数十座高大的炼炉如同沉默的巨人，炉膛内炭火熊熊，赤红的火焰舔舐着炉壁，将工棚映照得一片橘红。鼓风橐囊（皮囊风箱）在健硕匠人的踩踏下拉扯，发出沉重的“呼啦——呼啦——”声，将强劲的气流送入炉膛。铁矿石在高温中熔化，炽热的铁水如同粘稠的岩浆，顺着泥槽缓缓流入下方排列整齐的陶范之中。
工师监田仲，一个四十出头、脸庞被炉火常年熏烤成古铜色的精壮汉子，正手持一根长铁钎，仔细地搅动着刚刚浇入范模的铁水，驱赶着气泡。他身边，几个年轻的学徒屏息凝神，看着田仲手中那柄特制的铜尺——尺身刻着清晰的双排刻度，一排是秦篆标注的“寸”、“分”，另一排则是更细密的、用点线标识的无名小格。
“看准了！”田仲声如洪钟，压过鼓风与铁水的嘶鸣，“犁铧范模，入水口要正！铁水要满！尺子量这范腔深度，必须卡死在‘七分又三厘’！多一丝，犁头笨重费牛力；少一毫，耕硬地易崩口！这是《工律》定的死规矩！也是咱吃饭保命的手艺！”他将铜尺精准地插入一个尚未凝固的犁铧范模口沿，尺身上那更细密的点线刻度，显示着铁水液面正好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一个年轻学徒忍不住小声问：“工师，这秦《工律》定的尺寸，咋就这么准？比咱们老家土炉子里瞎打出来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