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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路径，都像一道清晰的数学公式：输入“行为性质+伤害后果”，即可推导出对应的“法律后果”。周鸣在关键节点旁，还用蝇头小楷标注着简要的“权重因子”：如“故意”权重为1.0，“重大过失”0.7，“一般过失”0.3；“致命”后果权重1.0，“致残”0.8，“重伤”0.6，“轻伤”0.3。最终的刑罚，便是行为权重与后果权重的乘积，再映射到预设的刑罚阶梯上。这并非完全僵化的自动量刑，却为判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客观的量化参考框架！
“看明白了吗？”周鸣停下笔，看向身边一位名叫胥渠的年轻法吏，此人眼神最为聪慧，“‘故意’与‘过失’，判若云泥。此乃律法之‘理’的根基。无‘理’则法为暴政，失‘度’则法同虚设。”
胥渠用力点头，眼中闪着光：“先生！这…这如同解一道‘九数’难题！层层推演，环环相扣！过去判案，全凭主官‘心证’与‘旧例’，常因‘故意’、‘过失’之争纠缠不清，如今这‘树’一分，黑白立判！”
周鸣微微颔首，目光转向“财产侵害”这条主干。墨色线条同样严谨地延伸、分叉。
主干分叉：一条指向“盗窃”；一条指向“抢劫”；一条指向“欺诈侵占”。
“盗窃”节点下，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确量化的标准：
“赃值＜1钟黍（约合后世百钱）”-末端：“笞刑二十，返赃”。
“1钟黍≤赃值＜5钟黍”-末端：“劓刑（割鼻）”。
“赃值≥5钟黍”-末端：“斩趾（断脚趾）”。
“惯盗”-末端：“大辟”。
“抢劫”节点下，惩罚陡然加重，因其伴随暴力胁迫：
“未伤人”-末端：“斩趾”。
“伤人”-末端：指向“人身伤害”树对应分支，叠加抢劫本刑，最高至“大辟”。
“欺诈侵占”则根据手段恶劣程度和数额大小，处以“劓刑”至“城旦舂”不等。
“以‘钟黍’为赃值计量基准？”另一位法吏，来自司寇府文书房的祁午，指着“盗窃”分支下的量化标准，惊讶出声。一钟黍，是晋国通用的粮食容积单位，价值相对稳定，易于折算成其他财物。
“正是。”周鸣肯定道，“律法之‘公’，需有公认可度之尺。‘钟黍’之量，遍布晋国市井乡野，妇孺皆知。以此为标准，则‘盗一黍’与‘盗一钟’之别，一目了然，判罚轻重，有据可依。省去无数因‘估赃’不公引发的争端。”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整张逐渐成形的树图，“此图，便是律法之骨架，血肉需条文填充，然其神髓，已在于此‘逻辑’与‘量化’。”
随着他的笔触，羊皮卷上那株由线条、节点、符号构成的“法律逻辑树”愈发枝繁叶茂，清晰分明。从“罪行”这一根，到“人身伤害”、“财产侵害”两大主干，再到“故意\/过失”、“盗窃\/抢劫”等分支，最后延伸至“大辟”、“刖刑”、“劓刑”、“斩趾”、“赎铜”、“笞刑”、“城旦舂”等末端刑罚。整张图如同一张巨大的、冰冷的、充满理性光辉的网，又像一株扎根于人性之恶、却竭力向上生长出秩序之枝的奇异之树。每一个节点，都代表着一次逻辑的二分或归类；每一条路径，都对应着一个由行为推导出后果的“算法”。数学的秩序之美，在这关乎生杀予夺的领域，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展现出来。
周鸣直起身，长时间俯身绘图带来的腰背酸涩似乎被他强大的意志力忽略。他拿起一张较小的羊皮，上面是他用最精炼、最无歧义的文字起草的、对应于树图关键节点的核心法条草案。他将其递给胥渠，声音带着一种宣告般的肃穆：
“胥渠，将此‘树图’精摹于大幅素帛之上，配以简练条文注释。祁午，整理我等草拟之核心法条，务求文字精准，逻辑自洽，剔除一切‘酌情’、‘据礼’等模糊字眼。”
他环视众人，目光如同火炬，点燃了年轻法吏们心中的某种火焰：
“律法，不当是秘藏于宗庙府库、仅供权贵把玩操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