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同事感叹：“那个中国男孩，Luo，他让我感觉到，我的知识和他所能接触到的资源，是真正流动的、活着的。
他切实地从我身上学到了东西，并且用它去开拓了新的疆土。这对于一个教育者来说，是最大的欣慰和快乐。”
教授敏锐地意识到，洛锦川每一次来询问相关的材料或资源，都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手头的项目，更意味着他的思考视角可能正在发生新的转变，触及了现有研究框架的边界。
他提出的问题开始变得更加深刻和具有前瞻性，他在团队项目中推动的一些微小但关键的改变，往往就源于他在课外资源收集中获得的灵感和实证支持。
洛锦川的思维疆域，早已不局限于传统的传媒管理。
他开始在项目讨论和课程论文中，大胆地提出并探索一系列创新的可能性；
在一个人工智能初露锋芒的时代，他围绕着智能机器人与人类传播的边界，探讨新闻写作机器人能否理解情感的微妙差别？
算法推荐如何重塑公众的信息食谱乃至认知模式？人类主持人与虚拟主播的核心差异和未来竞争\/共生关系是什么？在研究生团队研究中当信息以光速传播，错误的报道或恶意的谣言其破坏力也呈指数级放大。
洛锦川也十分留意高速网络下的信息安全与纠错机制，他研究媒体机构在“速度”与“准确”之间的新型平衡术，以及一旦发生误报，如何利用技术和管理流程实现最快、最有效的溯源与纠错，重建公信力。
他试图通过数据建模，分析特定社会话题（如环保意识、健康风尚）的兴起，乃至国家层面某些政策趋势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媒体议程设置和特定传播策略的影响。
他追问，是媒体反映了社会，还是更深层次地塑造了社会？
更重视媒体影响力与社会趋势的量化关联。
这些课题的探索，绝非闭门造车所能完成。
它们需要海量的、跨时间维度的过往消息、舆论数据、技术发展史和政策文献作为支撑。
洛锦川正是通过他那套独特的“资源挖掘-实践反哺”的方法论，一点点地构建着自己的认知体系和论证基础。
而刘晓艺，正是洛锦川这些前沿思考最直接的受益者和共鸣者。通过两人的日常交流，她得以跳出自己当前相对具体的课程和实践，提前接触到传媒领域正在发生的、更深层次的变革脉动。
洛锦川会把他阅读到的精彩文献分享给她，和她讨论某个技术趋势对未来播音行业可能带来的冲击，或者分析一个社会热点事件背后复杂的媒体推动因素。
这些对话，极大地拓宽了刘晓艺的视野，让她不再仅仅将自己视为一个未来的播音员或节目制作人，而是开始以一个更宏观的、更具批判性的“媒体人”视角，来审视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所处的行业。
她开始理解，广播传媒事业并非孤立存在，它深深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技术发展阶段和文化土壤之中。
她自身跨越高中（国内基础启蒙）、大学（北广的专业化系统训练）以及国外（哥大的跨文化对比与实践） 三处不同环境的学习经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极佳的观察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