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老熟人”外，还有七八位年纪各异、但个个眼神专注、气质沉稳的学者模样的人。他们穿着朴素，甚至有些土气，但言谈举止间透着一种渊博和严谨。孟礼欢认出，其中有两位正是在上次明代沉船打捞后期赶来指导的国内顶尖水下考古专家。
另外还有几位更年轻的，像是他们的学生或助手，以及几位穿着便装但动作干练、目光锐利的技术人员，显然是负责设备和安全的。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秦海龙直接将孟礼欢引荐给为首的一位头发花白、戴着厚厚眼镜的老者：“吴教授，这位就是孟礼欢同志，沉船的发现者。礼欢，这位是北大考古系的吴定邦教授，国内宋元考古和水下考古的泰斗，这次专家组的组长。”
“吴教授，您好！”孟礼欢恭敬地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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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教授推了推眼镜，仔细打量着孟礼欢，目光犀利得像能穿透人心：“孟礼欢同志，感谢你的重大发现！时间紧迫，客套话就不说了。把你看到的情况，再详细、再客观地跟我们说一遍，不要有任何遗漏和主观推断！”
孟礼欢深吸一口气，将自己如何被玳瑁引领，如何发现沉船，下水后看到的船体形制、木质结构、散落瓷器的特征、水深、水流等情况，尽可能详细、平实地描述了一遍。他甚至凭记忆，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用粉笔画出了沉船的大致轮廓和周围礁石分布。
专家们围拢过来，听得极其专注，不时低声交换着意见，或者提出一些非常专业的问题，比如船板连接的榫卯类型、瓷片釉面的具体质感、水下能见度的具体数值等等。孟礼欢尽自己所能一一回答，有些实在不清楚的，就老实说没看清。
听完孟礼欢的叙述，又仔细研究了他画出的草图，吴教授和其他几位老专家的脸上都露出了极度兴奋和凝重的神色。
“错不了！从描述和草图看，这船型、这瓷片特征，极大概率是南宋时期的海船！”吴教授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发颤，“如果真是南宋沉船，其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海外贸易史、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将是本世纪中国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另一位海洋大学的专家则眉头紧锁：“但是，老吴，位置太棘手了。公海边缘，国际法上很敏感，一旦消息泄露，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国际纠纷甚至抢夺。而且，五十多米的水深，已经超出了常规空气潜水的安全极限，对潜水员的身体和设备都是极大的考验。水下环境复杂，暗流、低温、能见度低，打捞难度比上次那艘明船大了何止数倍！”
“还有船体本身的保护，”周卫国插话道，他更关心技术实现，“这么深的水压，几百年的浸泡，船体结构非常脆弱。如何在不破坏船体的情况下，将它从海底整体起浮？上次用的浮囊和吊装，在这种深度和环境下，风险太大，几乎不可能成功。”
专家组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设备，包括更精良的水下摄像机、声纳扫描仪、以及初步的水下机器人（ROV，这在这个年代是极其尖端的设备），但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和脆弱的目标，常规的打捞方案似乎都显得力不从心。
有人提出分段打捞，但立刻被否决，因为会破坏船体的完整性和考古信息。
有人提出建造一个巨大的沉箱将船体整体罩住再起吊，但工程量和时间跨度太大，根本无法保密，也不现实。
有人甚至提到了国外正在研究的饱和潜水技术，但那需要极其昂贵的设备和漫长的准备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
一连几天，专家们泡在临时设立的指挥部里，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模型摆了一个又一个，争论不休，茶饭不思。秦海龙和周卫国也陪着熬红了眼睛，但技术瓶颈如同横亘在面前的一座大山，难以逾越。
空气中弥漫着焦灼和无奈的气息。最高层的指令就在耳边回响，“不惜一切代价”，但他们这些国内顶尖的专家，此刻却被现实的技术难题困住了手脚，一种有力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