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的社树（土地庙大树）下、市集的角落、甚至是道路边枝叶繁茂的甘棠树下。
史载，他曾多次巡行至南国江汉流域，这里是原南蛮聚居之地，也是商周冲突与融合的敏感地带。在这里，他不设衙署，不摆威仪。当发生民事纠纷，无论是邻里争田、钱债纠葛，还是家族矛盾，当地小吏便将当事人引领到一处地方——那棵冠盖如云、荫蔽广阔的甘棠树下。
树下置下简易的席垫。召公奭端坐其上，让争论双方在面前陈述。他耐心倾听，询问细节，观察神色。他不轻易动用严苛的律法条文，而是着眼于辨析事理，疏导情绪，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史记·燕召公世家》记：“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他的裁决往往充满着世俗人情与朴素公平的智慧，让争执双方心服口服。
百姓深深爱戴这位在甘棠树下为他们主持公道的长者。即使召公奭离去多年，当地民众也自发保护那棵见证公正的甘棠树，传唱关于他的歌谣，提醒子孙后代：“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经·召南·甘棠》），意思是：郁郁葱葱的甘棠树啊，不要砍伐它！召伯曾在这里坐过，为我们理政断案……一棵树，成为了不朽的“仁政纪念碑”。
伯禽治鲁的对照组——务实的妥协艺术！
《史记》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记载：当周公的儿子伯禽被分封到遥远的东方大国——鲁国赴任时，过了很久（三年后才回京汇报），周公问其原因。伯禽自豪地说，他在鲁地推行了父亲制定的全套繁复周礼，变革当地习俗，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稳定下来。
召公奭的儿子受封去的是相对偏远、情况也更复杂的北疆燕国。召公奭给儿子的临别赠言却截然不同。他没有要求儿子马上以周礼改造全境，而是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至理名言：
“在德不在险！”
江山社稷是否稳固，关键在于为政者的德行（是否施政公允、爱护百姓、团结族群），而不在于你所依托的地理有多险峻、关隘有多坚固！
这句话，不仅是对儿子一人的叮嘱，更是召公奭一生治国理念的核心凝结。它揭示了召公与周公在理念上的微妙差异：周公致力于制定完美的制度（礼乐），而召公则更强调治理者（尤其是地方诸侯）的德行与务实的施政能力。
后来周公听说伯禽花了三年才初步稳定鲁国，曾叹道：“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唉，鲁国后世恐怕要向齐国称臣了！政事如果不能做到简明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事平易近民，百姓必然会归附拥戴。）这声叹息，无意间成为对召公那“在德不在险”的务实主义策略的某种肯定。
长寿的基石——德者必有邻，智者必有寿！
在平均寿命很短的商周时代，召公奭堪称生命力的奇迹。他历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见证了周王朝从艰难奠基到鼎盛康世的完整历程。他不仅是成王的辅政叔父，后来更是康王不可或缺的国老重臣！
他的长寿绝非偶然。一方面得益于其务实的生活之道和强健的体魄（常年奔波在外，深入民间）。另一方面，更源于其宽厚平和的心境。没有争权夺利的野心（与周公的合作堪称典范），没有苛刻扰民的苛政，不逞个人意气（与周公的分工合作融洽），将精力都投入到实实在在的安民治国之中。正应了古训“仁者寿”，“德者必有邻，智者必有寿”。
当他的生命最终走向尾声，其子代早已在燕国开枝散叶，他则作为“太保”（三公之首，类似后世太师），守护在年轻的康王姬钊左右。他虽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奔走四方，其治国思想却已如甘棠树般深深扎根于王朝血脉之中。
甘棠永茂——另一种丰碑！
召公奭，这位没有留下惊天动地战争传奇、没有像周公那样创制出宏大礼乐体系的四朝老臣，却用一种更为深沉、更为贴近大地的姿态，刻下了自己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