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沟上空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那场惨烈海战的确切结果，便已通过各方渠道，如同带着血腥气的海风，迅速吹遍了沿海各口，最终化作一份份字字泣血的战报与急电，堆满了高岩在登州的案头。
“……致远管带邓世昌，督船奋勇冲击，誓与敌舰同沉，不幸中弹甚多，锅炉迸裂，船身碎裂，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余人，壮烈殉国……”
“……经远管带林永升，力战至最后一刻，船体倾覆，沉没……”
“……我扬威、超勇二舰，亦力战沉没……”
“……定远、镇远二铁甲舰虽重创仍存，然已失机动力，退返旅顺……”
“……济远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
战报上的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高岩的心上。尽管早已知道结局，但当这些熟悉的名字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呈现在眼前时，那种混杂着悲愤、无力与历史惯性的沉重感，几乎让他窒息。北洋水师，这支他曾寄予厚望、却也深知其内部积弊的舰队，在黄海的惊涛骇浪中，以近乎悲壮的方式，折损了近半主力，失去了制海权。
“制海权一失，辽东、山东，乃至京津，门户洞开……”高岩放下战报，声音沙哑，走到那幅巨大的沿海防务图前。他的手指从旅顺、大连湾划过，最终落在九连城、花园口这些辽东半岛的地名上。历史的剧本正在无情地展开，日军的下一步，必然是选择这些清军防御薄弱之处，实施大规模登陆，包抄旅顺后路。
“朝廷有何旨意？”他沉声问道。
参谋连忙呈上刚刚收到的电旨。内容无非是“严防死守”、“不得使倭寇登岸”之类的空泛之词，以及严令各地抽调兵力，驰援辽东。其中，更是明确要求高岩“速派得力之师，北上协防辽南，归宋庆（毅军统领）节制”。
“归宋庆节制？”王奎眉头紧锁，“统领，宋庆虽为老将，然其部多为旧军，与我等战法、指挥皆不相容，且朝廷此举，分明有分拆、消耗我新军之意！”
高岩沉默着。他何尝不知这是朝廷，尤其是后党一系的阳谋？借抗战之名，行削弱之实。若分兵北上，不仅可能因指挥体系混乱、战术理念不合而白白折损精锐，更将严重削弱他苦心经营的山东防务。可若抗旨不遵，“拥兵自重”、“贻误战机”的罪名立刻便会如雪片般飞来，给予政敌攻击的口实。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是保存实力，稳固根本？还是顾全大局，投身于那片注定惨烈的辽东战场？
就在他沉吟未决之际，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赵三槐一身风雨地闯入，带来了更坏的消息：“统领！刚收到旅顺密报，日军舰队已开始在花园口附近海面频繁游弋，运送舢板、物资，登陆迹象已极为明显！旅顺守军人心惶惶，且……且听闻李中堂（李鸿章）已电令旅顺守将，优先保全炮台与水师残舰，必要时……可弃守外围！”
“弃守外围？”高岩眼中寒光迸射，“花园口若失，旅顺即成孤城！水师残舰困守港内，无异于瓮中之鳖！”历史的悲剧正在一步步重演，而他，似乎只能眼睁睁看着。
巨大的压力与内心的挣扎，如同两只无形的手，撕扯着他。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任由冰冷的、带着咸腥气的海风灌入，吹动他额前的发丝。窗外，登州城在他的治理下，秩序井然，新军将士在各自的岗位上严阵以待，机器局仍在轰鸣，水师学堂的灯火依旧明亮。这一切，凝聚了他无数的心血，是他改变这个时代命运的希望所在。
可辽东呢？那即将被战火蹂躏的土地，那无数即将家破人亡的百姓，那浴血奋战却可能因战略失误而白白牺牲的将士……
“统领，”一位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年轻参谋，忍不住低声道，“或许……或许我们该北上。新军之利，正应在国难当头时彰显。若能挫敌锋芒，不仅可救辽民于水火，亦能堵住朝中悠悠之口，使我新军正名！”
“不可！”另一位追随高岩已久的营官反驳，“辽东局势已非我一军所能挽回！朝廷调度无力，诸军互不统属，宋庆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