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字，一点点刻入底层民众的心田。
三、 新学之光与旧识之障
与土地改革同步进行的，是文化教育领域的“启智”工程。在各县普遍设立“蒙学堂”的命令下达后，遇到的阻力则更为隐晦和复杂。
许多乡间宿儒、旧式文人，对教授“格致”、“算学”、“舆地”等“杂学”的新式蒙学堂嗤之以鼻，认为其“败坏心术”，“舍本逐末”。他们或公开抵制，不让族中子弟入学；或暗中散布“读了新学堂，不认爹和娘”的流言；甚至有些自身开办私塾的先生，对新学堂进行攻讦。
在登州“格致学堂”内，一场关于教育方向的内部争论也悄然展开。以部分原随营学堂教官为代表的“实用派”，主张教育应完全服务于军事和实业，课程设置应极度偏向理工和军事技能。而以几位新近从江南聘请来的、受过新式教育熏陶的学者为代表的“通识派”，则坚持教育应兼顾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培养“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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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摆到了高岩面前。他仔细听取了双方意见，最终做出了裁决：“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可急功近利，亦不可脱离现实。我辈革新，非仅换枪炮，更要换头脑，换精神！”
他定下基调：
第一，蒙学堂基础教育，须以识字、明算为基础，但必须加入浅显的格物、地理常识，破除迷信，开阔眼界。可编纂《新三字经》、《华夏英雄传》等读物，将忠勇、爱国、诚信、求知等新价值观融入其中。
第二，“格致学堂”及更高层级学府，需文理并重。既要培养工程师、医师、农技员，也要培养懂得治理、明辨是非的行政人才和教师。可设立“文理学院”，下设不同科系。
第三，对旧式文人，不宜一概排斥。可举办“师范讲习所”，邀请其中开明者参加，使其了解新学之要义，争取其转化，甚至聘为教员。
高岩亲自为“格致学堂”题写匾额，并出席了首批蒙学堂师资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他在讲话中强调：“今日之学子，即明日之栋梁。我等今日播下之知识火种，必将成燎原之势，照亮华夏未来之路！”
新学之光，开始在旧传统的厚重帷幕上，撕开一道道微光。虽然前路漫漫，但变革的种子已然播下。
四、 无形战线与星火南传
就在高岩全力推动内部“破立”之时，一条无形的战线也在悄无声息地延伸。陈念恩领导的通讯部，在成功实现与上海稳定联络后，并未停止脚步。他们开始尝试将无线电台的信号，向更南方的广州、香港，乃至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区覆盖。这项工作技术难度极大，进展缓慢，但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夜枭”负责的“星火计划”开始显现成效。一批经过严格筛选、信念坚定、能力出众的秘密工作人员，以商人、流亡学者、技术工匠等不同身份为掩护，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入江南、湖广，甚至四川等地。他们的任务并非煽动暴力起义，而是联络对清廷彻底失望的开明士绅、寻求救国之路的年轻学子、以及在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却备受掣肘的技术官僚。
在上海租界的一家茶馆雅间内，一位化名“钟先生”的“星火”成员，正与一位因上书抨击朝政而被罢官的前翰林院编修密谈。钟先生并未空谈革命，而是详细介绍了登州地区推行新政的具体情况，土地如何清丈，税赋如何均平，新式学堂如何运作，以及那支能击败日俄的军队是如何练成的。
这位前编修起初心存疑虑，但听着听着，眼神从戒备转为思索，最终化为一声长叹：“……若真如钟先生所言，登州之地，竟真有几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气象？比之这京城朽木，江南奢靡，或许……那北方，才是我华夏一线生机所在？”
类似的接触在各地秘密进行着。“星火”成员们谨慎地传递着信息，建立着联系，播撒着思想的种子。他们带回的情报也显示，南方各督抚对北方局势心态复杂，既有警惕，也不乏暗中钦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