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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内卫府,联合度支司,彻查此次挤兑风潮源头!凡查实恶意抛售、囤积居奇、散布谣言者,无论其背后是晋商、洋行还是其他势力,财产一律充公,主犯严惩不贷!重点关照天津租界那几个跳得最欢的票号,搜集其与外部势力勾结的证据!”
四、开源节流,稳固根本。
“行政总署立刻拟定《特别时期经济管制令》:暂时冻结非必要行政开支;官员薪俸部分以银元券发放;加大官营盐、铁、煤等物资的抛售力度,平抑物价,但只收银元券;鼓励民间以银元券缴纳赋税,并给予一定优惠。”
命令雷厉风行地执行下去。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开赴街头,迅速稳定了秩序。一箱箱沉甸甸的银元从秘密金库中运出,在银行门口公开开箱、点数,那耀眼的银光,比任何言语都更有说服力。几户哄抬物价、拒收纸券的大商号被查抄,主事者被游街示众。军政府的强硬手腕和依然雄厚的贵金属储备,像一堵坚固的堤坝,暂时挡住了恐慌的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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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岩知道,这只是治标。依靠库存硬通货硬撑,绝非长久之计。要真正打赢这场金融战争,必须找到能够持续为银元券信用背书的锚定物,并彻底扭转市场预期。
他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那片广袤的土地和正在轰鸣的工厂。
“光靠银子不行,我们的家底耗不起。”高岩对核心层说道,“要让银元券真正立得住,必须让它能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能代表我们控制区内的生产力和资源!”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第一,宣布“银元券与土地挂钩”试点。在完成清丈的地区,允许农民以一定比例的银元券抵扣未来几年的农业税,或者凭券优先承租官田。将货币信用与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进行绑定。
第二,启动“战略物资储备与凭证制度”。由“辽东贸易总公司”出面,大规模收购控制区内的粮食、煤炭、生铁、海盐等战略物资,建立官仓储备。同时,发行一种与银元券挂钩的“物资凭证”,承诺持有人可凭此在一定期限内,以稳定价格兑换相应物资。
第三,加速“兴业银行”改革。引入德国金融顾问,建立更现代的银行管理制度和准备金制度,并尝试发行以未来关税、矿产出产为抵押的“建设债券”,将未来的收益提前资本化,吸纳社会游资。
这些措施,已初具现代金融管理的雏形,其核心思想是将货币信用从单纯的贵金属,转向国家信用、土地资源和未来收益的综合背书。
就在高岩全力稳定内部金融秩序的同时,一个来自柏林的意外提议,通过德国领事送到了他的面前。德国最大的贴现公司之一,愿意向军政府提供一笔巨额的低息白银贷款,条件是必须以山东的部分矿产开采权和海关税收作为抵押。
这看似是雪中送炭,实则很可能是引狼入室,重蹈清廷以外债丧权的覆辙。
总司令部内,针对是否接受德国贷款,争论异常激烈。
高岩沉思良久,眼中闪过一丝决断。
“回绝德方的贷款提议。”他最终说道,“告诉他们,我们感谢好意,但军政府有信心、也有能力依靠自身解决目前的困难。不过,我们欢迎德国资本以投资,而非借贷的形式,参与我们的工矿和铁路建设,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他选择了最艰难,却也最能维护主权和长远利益的道路。
“银元风波”如同一场猝不及防的高烧,考验着这个新生政权的经济免疫力。高岩以铁腕、魄力以及超越时代的金融理念,强行将病情稳定下来。但危机远未结束,信任的重建需要时间,外部势力的金融攻击也不会停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残酷与复杂,丝毫不亚于真刀真枪的战场。而高岩,已然在这片陌生的领域中,为守护革新事业的命脉,开辟了新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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