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议”
国家的治理，最终要落实到基层。共和国在废除旧的保甲制度后，开始尝试构建新的基层治理体系。
在城市，推行“街区制”和“居民委员会”试点。以街区为单位，设立官派的“街政干事”，负责协调治安、卫生、民政等事务；同时，由居民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旨在实现官民共治。
在乡村，则试行“乡绅议事会”与“村公所”结合的模式。村公所由上级委任的“村政员”负责，执行国家政令；而“乡绅议事会”则由村中有威望、有文化的乡绅（经过审查）和村民代表组成，负责调解纠纷、兴办教育、管理族产（部分收归国有或村有）、反映民情。试图在国家权力下沉的同时，保留一定的乡村自治传统，减少管理成本和社会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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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体系远未完善，各地推行情况也千差万别，但它标志着国家权力试图以更组织化、更规范的方式，延伸至社会的末梢。
四、 秩序的代价与“治理”的远途
规矩的树立，必然伴随着阵痛和代价。
新法律的推行，触动了无数像振华厂老掌柜那样习惯于旧规矩的人的利益，引发了或明或暗的抵制。行政改革的深入，打破了官场原有的利益格局和潜规则，使得一部分官僚消极怠工，甚至暗中阻挠。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则面临着人才匮乏、经费短缺、以及传统势力的顽强反弹。
社会在快速转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序。城市化带来的流民问题，工业化带来的劳资对立，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欺诈横行，以及新旧道德观念冲突导致的价值混乱，都使得社会治理的难度空前加大。
高岩在一次关于社会治安状况的内部会议上，听着各地报告的盗窃、抢劫、诈骗乃至恶性案件数量有所上升的统计，沉默良久。
“乱，是成长的烦恼，是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必然阶段。”他最终开口道，“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混乱，就回到过去那种僵化但看似‘稳定’的老路上去。法治、吏治、基层治理，这三条线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
他指示：“法律要宣传，要让人人知法、懂法、用法。监察要持续，要形成不敢贪、不能贪的氛围。基层建设要加大投入，要找到既能贯彻国家意志、又能贴合民情的模式。”
“治理一个大国，没有捷径可走。”高岩望着窗外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语气沉重而坚定，“唯有秉持公心，摸索前行，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方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真正树立起‘规矩’，成就可持续的‘方圆’。”
规矩的方圆，正在共和国的肌体上，伴随着无数的争议、冲突和代价，被一点点地刻画出来。这条通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道路，注定漫长而崎岖，但它的方向，已然无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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