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联合成立“技术监理处”，拥有对各厂矿执行“铁律”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和奖惩的权力，态度强硬，不留情面。另一方面，他下令设立“共和国匠士”荣誉体系，并大幅提高关键技术工种，尤其是那些熟练掌握新标准、新工艺的工人的薪酬待遇，其收入甚至可媲美中层官员。同时，由德意志顾问主持的、针对在职工人和技术员的“速成培训班”在各工业基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教材直接翻译自德国技工学校，强调理论与实操并重。
“要么跟上时代，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要么拥抱变革，成为驱动车轮的一部分。”高岩在一次工业系统内部会议上，用冰冷的话语定下了基调，“没有第三条路。共和国需要的是能看懂图纸、遵守流程、产出标准合格零件的现代工人和工程师，而不是依赖‘祖传手艺’的作坊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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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与激励双重作用下，变革在痛苦中缓慢而坚定地发生着。机器轰鸣声中，不仅仅是钢铁被锻压成型，一个新兴的、具有统一规范和纪律性的工业阶级，也在被逐渐锻造出来。
然而，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并非唯一的挑战。随着合作的深入，理念的差异与利益的博弈，也开始在看似紧密的德中联盟之间，投下些许阴影。
在关于“华夏虎”中型坦克的改进方案研讨会上，冲突达到了一个高潮。德方顾问，一位前德军装甲兵军官冯·塞克特中校，坚持要求全面采用德国尚在图纸阶段的“扭杆悬挂”系统，并换装更厚重的前倾斜装甲，认为这代表了未来的趋势。而共和国兵器设计总局的年轻总工程师徐志远，则在大量测试数据和系统（高岩通过隐秘方式引导）提供的思路基础上，主张坚持目前技术更成熟、维护更简便的“克里斯蒂”悬挂改进型，并强调火力与机动性的平衡，而非一味堆砌装甲。
“中校先生，贵国的设计理念非常先进，但我们必须考虑共和国现有的工业基础、后勤保障能力，以及主要的作战环境！”徐志远据理力争，他面前摊开的图纸上，密密麻麻标注着计算数据和试验记录，“扭杆悬挂对材料和工艺要求极高，大规模生产良品率无法保证。而过重的装甲会严重牺牲机动性，在远东多山、河流密布的地形，这可能是致命的！”
冯·塞克特傲慢地挥了挥手：“徐先生，战争是技术的终极体现。只有最强大的防护和最先进的设计，才能确保在战场上的生存与胜利。你们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就放弃追求完美。”
会议陷入了僵局。德方倾向于将共和国作为其某些超前设计思想的试验场，而中方则更务实，追求在可靠性与先进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自身的设计能力。
最终，这场争论被提交到高岩面前。
高岩仔细聆听了双方的陈述，又翻看了徐志远提供的厚厚一沓分析报告。他沉默了片刻，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塞克特中校，”高岩开口，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德意志的严谨与创新精神，令人钦佩。共和国感谢贵国无私的技术援助。”
他话锋一转，目光投向徐志远和他的团队：“但是，最适合共和国的武器，必须由熟悉这片土地、了解自身需求的人来决定。徐总工程师的方案，基于详实的测试和国情分析，我认为更符合我们现阶段的实际。‘华夏虎’的项目，按照设计总局的方案继续推进。当然，我们欢迎德方专家就具体的技术细节，比如焊接工艺、观瞄设备的改进，提供宝贵的建议。”
高岩的裁决，明确扞卫了技术自主性的底线。这不仅是一次装备方案的选择，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态：共和国需要的是平等的技术合作者，而非俯首听命的技术附庸。
消息传出，徐志远等年轻一代本土工程师备受鼓舞，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最高层的信任与支持。而德方方面，虽然部分顾问如冯·塞克特感到不悦，但更深谙政治智慧的德国驻华大使及大型企业代表们，则从中读出了更多的信息。他们意识到，这位年轻的东方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