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高额的“报水”（保护费），其额度远超朝廷市舶司的税收。更令人不安的是，有迹象表明，他正与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以及日本的某些势力进行接触，其意图莫测。 兵部尚书崔景荣看到情报，再次愤然请旨：“陛下！郑芝龙此獠，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先前缓兵之计，反成养虎为患！如今其势更大，若再与西夷、倭寇勾结，东南危矣！臣恳请陛下，速调登莱、浙江水师南下，汇合福建官兵，即便不能立刻进剿，也需对其形成威慑，迫其就范！” 朱常洛看着地图上郑芝龙势力范围那不断扩大的标记，眉头紧锁。北方的战事正到关键时刻，实在无力南顾。但郑芝龙的坐大，又确实如鲠在喉。 他沉吟良久，对王安吩咐道：“传朕旨意：一、明发嘉奖郑芝龙剿灭李魁奇之功，赏银币，赐蟒袍，将其官职由‘靖海游击’擢升为‘福建副总兵’。”这是一个看似提升，实则依旧未能满足其总兵官和专营海贸核心诉求的虚衔。 “二、严旨申饬其纵兵殃民、擅收报水、交通外夷之举，责令其立刻停止一切僭越行为，并限期归还所占浙海岛屿！” “三、密令登莱巡抚袁可立、天津巡抚，抽调部分战船南下，与浙江水师于舟山一带举行‘海上合操’，演练战法，张扬军威。没有朕的旨意，不得与郑芝龙部发生冲突，但务必让其看到朝廷的力量！” “四、告诉王承恩，”朱常洛补充道，“他的水师构想和舰船图纸，要再快一些！朕需要看到更具体、更可行的方案！”他再次感到，一支真正忠于朝廷的强大水师，是多么的迫切。
与此同时，东厂和锦衣卫对《永乐大典》失窃案的调查，随着韩林张文弼的落网，揭开的真相远比预想中更为惊人、也更为骇人。 诏狱深处，对宦官赵敬、翰林张文弼的审讯取得了突破。张文弼在重压之下，不仅交代了向藩王和“西番和尚”泄露典籍的罪行，其杂乱的口供中更是牵扯出多条若隐若现的境外线索。骆养性敏锐地抓住这些碎片，调动精干力量，分头彻查。 虽然此前红丸案已对部分晋商进行过清算，但骆养性并未放松对这条北向通道的监控。通过对新抓获的走私团伙成员的连夜突审，并结合张文弼提供的零星信息，证实确有一条通过晋商八大家中残余分子经营的秘密渠道，将一些涉及火器制造、冶金、攻城器械的摘要图谱，夹带在皮货、药材中，辗转输往辽东。接收方极为谨慎，多次转换人手地点，但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沈阳方向。“据一名为建奴经办此事的汉奸包衣透露，”骆养性在密奏中写道，“虏酋对此类‘天工秘录’极为重视，专设‘匠作营’由心腹巴克什督促研究仿制，然其匠艺粗劣，进展缓慢，然其心叵测，不可不防。”这解释了为何建奴火器虽有进步苗头，却仍显拙劣的原因——他们获得了“图纸”，却缺乏足够的技术积累和工匠体系去实现。
同时，对各国的使臣和使团，以及西方传教士，进行了严密的侦查和盯梢，并突击审讯了一些与使臣来往密切的人员。
倭使的“雅贿”与刀剑之外的野心： 对日本贡使团的调查则揭示了另一种形式的窃取。这些倭人使者表面上恭顺，每次朝贡都携带大量倭刀、扇子、屏风等物，以“切磋雅艺”为名，频繁结交翰林院、国子监的官员及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尤其对《大典》中涉及刀剑淬炼、火药配方、铠甲制作、地理图志的部分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调查发现，他们通过赠送珍贵倭刀、金银器皿（“雅贿”），甚至许诺邀请名士东渡讲学等手段，诱惑、收买了一些小吏和清贫文人，借“观摩”、“借阅”之名，暗中抄录了部分珍贵内容。“其目标明确，直指军工舆地，野心绝非仅限于贸易。”骆养性评论道。甚至有证据表明，有倭人伪装成商人或学者，长期滞留沿海，专门负责此类情报的收集和传递。
朝鲜贡道的“双面”角色： 对朝鲜贡使的调查则更为复杂微妙。朝鲜作为藩属国，贡使往来频繁，出入宫禁和文渊阁的限制相对较松。东厂发现，确有朝鲜使者利用此便，通过贿赂宦官，超范围地阅览和抄录了一些关于农学、医药、历法、织造的典籍，其内容多侧重于民生技术。然而，深挖之下，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