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人情、利益、律法乃至历史遗留问题的总爆发。
孙传庭并未急躁。他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缜密。对于“沙淤田”，他并未轻易采信一方之言，而是调阅历年河道疏浚档案，并派员实地勘测土壤成分，最终裁定：凡有据可查、确系官河清淤所得且无原主之田，半数入官，半数由出力清淤之邻近田主分领，但仍需按等纳粮。
对于胥吏舞弊，他雷厉风行，亲自督办，将涉案胥吏王某依律重惩，枷号示众，豪强刘某罚没贿银，并追缴历年偷漏税赋。同时，他借此案大力整肃清丈队伍，推行“交叉复核”、“民众监督”之法，并提高清丈书吏薪俸，以期高薪养廉。
对于嘉禾伤农，他一方面紧急刊印《红薯储存法》、《玉米制食谱》分发各县，令官府组织学习；另一方面，尝试以官仓平价收购部分红薯，加工成薯干备用，或尝试酿酒，并明令市场不得歧视新粮，违者惩处。
他的每一项决策，都力求有理有据，既贯彻新政核心，又兼顾现实复杂情况。范仲淹武魂赋予他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在此刻化为无数具体而微的务实举措。
他常常微服私访，深入乡间，与老农坐在田埂交谈，听取他们对新策最直接的感受和最朴素的智慧。他的靴子沾满了江南的泥泞，他的心中装满了民间的疾苦与期盼。
阻力依然巨大。暗地里的咒骂、士绅间的抱怨、胥吏阳奉阴违的软抵抗，从未停止。但他那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定力，以及将新政利国利民之大义置于首位的公心，却像磐石一样，在江南的软泥沼中，艰难地打下了一根根坚实的桩基。成效虽缓慢，却真实地在积累。朝廷的权威，通过这一系列细致而坚持的努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下沉并扎根于这片帝国最富庶也最复杂的土地。
东南海面，秋汛时节，风高浪急。郑芝龙的疯狂，也随着季节进入了最后的癫狂。
“圣卡特琳娜号”事件后，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彻底破裂，与荷兰人也仅维持着表面而脆弱的“合作”——实则是互相提防与利用。勃尔格一边冷眼旁观郑芝龙四处树敌，一边不断压低价码，索取更多的“保护费”。
郑芝龙的舰队变得更加贪婪和暴虐。“报水”已形同公开抢劫，征收范围甚至扩展到了近海渔船。稍有迟疑或反抗，便是船毁人亡。沿海州县弹劾他的奏章如同雪片般飞向北京，民间对其恨之入骨，称之为“海阎王”。
这一日，三艘郑氏大型战船（虽非仿制盖伦，亦是重金打造的福船巨舰）竟公然闯入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拦截一支由十余艘大型商船组成的、悬挂着苏松一带多家豪商旗号的船队。这支船队据说有应天巡抚衙门的背景，运载的是前往朝鲜贸易的丝绸、瓷器和茶叶。
“郑家令旗！每船三千两！现银交割！”郑氏头目站在船头，嚣张跋扈，视对方如无物。
商队首领试图交涉：“这位爷，我等皆有苏州府、松江府核发的船引，并非私贸，且与抚台大人……”
“少拿狗官压老子！”头目粗暴打断，“海上老子说了算！抚台？抚台的手伸得到海里来吗？不给钱？弟兄们，亮家伙！”
郑氏战船炮门掀开，露出黑黝黝的炮口。水手们举起火箭、火罐，杀气腾腾。
就在此时，天际线处，三艘修长、速度更快的西洋式战舰悄然出现，悬挂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帜。勃尔格站在船楼上，望远镜中映出郑氏船只嚣张的身影和那支庞大的商队。
“真是……自取灭亡。”勃尔格嘴角勾起冷酷的笑容，“通知各舰，保持距离，占据上风位。让郑一官去抢，等他抢够了，我们再上去……收‘护航费’。如果明国官军被引来，那就更妙了。”
郑芝龙已然杀红了眼，他要用这种极致的疯狂，向所有人证明他才是海上的主宰，逼迫朝廷不得不承认他的地位。他却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正一步步耗尽朝廷最后的耐心，也为王承恩那把即将出鞘的利剑，提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