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伞，实为胁迫民意，欺君罔上之道具！”
“万民伞”与“弹章”，代表了江南冰火两重天的现实。新政的实惠确实落到了底层百姓手中，赢得了民心；但也彻底激怒了利益受损的士绅阶层，引发了他们最猛烈、最阴险的反扑。这场较量，从政策层面，上升到了政治攻击和人心争夺的更高维度。孙传庭和他代表的新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料罗湾的失利和神秘舰队的威胁，像两把枷锁，牢牢套住了郑芝龙。他与荷兰人的“合作”迅速升温。勃尔格“慷慨”地提供了数门先进的舰炮和几名造船工匠，帮助他加固现有战舰。
得到增强的郑芝龙，如同注入强心剂的困兽，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报复和扩张。他不再区分目标，对所有未能缴纳巨额“报水”的船只，无论是中国商船、东南亚帆船，还是偶尔出现的欧洲商船，一律发动无差别攻击，试图用绝对的恐怖来重新确立自己的霸权，并向那支神秘舰队挑衅，逼其现身。
东南海疆的血色更加浓重。然而，在这疯狂的表面之下，勃尔格真正的毒计正在悄然实施。
通过“援助”，荷兰人不仅赚取了巨额军火利润，更借此机会，将触角深深嵌入郑芝龙集团的内部。那些派出的工匠，既是技术指导，也是情报收集者；出售的火炮，其弹药供应却掌握在荷兰人手中，形成了另一种控制。
更重要的是，勃尔格开始暗中接触那些深受郑芝龙压榨、苦不堪言的沿海海商和地方豪强。他抛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方案：由东印度公司提供“保护”，组建一支“联合商会舰队”，对抗郑芝龙和任何“破坏海上秩序”的力量（自然包括那支神秘舰队），承诺将制定“公平”的贸易规则，收取“合理”的保护费。
一部分对郑芝龙彻底失望、又对明朝官府缺乏信用的海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荷兰人描绘的“秩序”蓝图下，开始暗中与勃尔格接触。郑芝龙赖以起家的海上联盟，正在从内部被悄然腐蚀、分化。
郑芝龙沉浸在武力增强的虚假安全感中，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屠刀，却不知勃尔格正在他脚下抽走最后一块砖石。他的疯狂，正在加速自己的孤立和毁灭，也为荷兰人火中取栗、攫取东南海权创造着最佳条件。
文华殿内，气氛庄重。朱由检、小石头、李自成、张献忠四人，经历了一年多的观政、实践、争吵与磨合，迎来了朱常洛的最终考较。
没有试卷，只有朱常洛平静的提问。 “辽东虽定，女真之患根除否？若否，何以长治久安？” “江南新政，利弊几何？下一步当如何？” “海疆不靖，郑芝龙、西夷、神秘舰队，剿抚之间，如何权衡？” “国用不足，开源节流，何以着手？”
问题宏大而尖锐，直指帝国面临的核心难题。
四人依次回答，已褪去了大半稚气。 朱由检引经据典，强调制度、教化、重建卫所屯田，主张对女真分而治之，对海疆暂以抚慰郑芝龙为主，集中财力整顿内政。 小石头则立足于强军，主张在辽东保持高压，编练更多新军，对海疆则主张大力发展水师，寻机与郑芝龙和西夷决战，打出太平。 李自成着眼于民心，认为辽东当重在安抚归化，给予生路；江南新政宜稳不宜急，防止士绅反弹过剧；海疆问题根源在于海禁，应开海贸以安民生，消弭海盗土壤。 张献忠则依旧诡谲，提出以蒙古制女真，以海商制海商，甚至提议效仿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掠夺豪商财富以充国用。
他们的答案依旧带着强烈的个人烙印，但已不再是空中楼阁，有了更多基于实践的思考和数据支撑，甚至开始尝试提出具体的操作步骤。
朱常洛静静地听着，不置可否。待四人说完，他沉默片刻，方才缓缓开口：“尔等所言，皆有可取，亦皆有偏颇。治国如同驾舟，需知风向水流，需调八方之帆，偏执一端，必有倾覆之危。” “女真之事，非止刀兵，更在人心；江南之政，非止赋税，更在均衡；海疆之略，非止战舰，更在秩序；国用之基，非止搜刮，更在生养。” “望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