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六年的春夏之交，帝国在看似平稳的航道上，实则面临着新旧观念、内外势力更为复杂的碰撞。新政的根须在向深处扎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更多坚硬的岩层，而年轻的砥柱们，则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着这些挑战。
归化城外的互市愈发繁荣，但李自成看到的不仅是交易的数字，更是潜藏其下的文化隔阂与治理难题。许多蒙古牧民依旧不习惯精细的度量衡与复杂的银钱计算，易受奸商盘剥，也时常因误解汉商规矩而起争执。而部分汉商，则对牧民带来的牲畜、皮货品质评判标准不一，同样容易引发矛盾。
李自成向满桂进言：“总督，互市易立，人心难齐。眼下纠纷日多，皆因言语不通、规矩不明、彼此心存疑虑。长此以往，恐生事端，有负陛下怀柔远人之意。”
他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一、在互市设立“蒙汉通译所”，不仅负责语言沟通，更要将《大明律》中涉及交易、治安的条款，以及互市的具体规矩，翻译成蒙文，刻成石碑，立于市场显眼处，并派专人讲解。二、由皇商司牵头，制作标准的“官斗”、“官尺”和不同面值的“交易牌”（类似代币，便于不熟悉银钱计算的牧民使用），统一度量衡和交易媒介。三、组织蒙汉双方的诚信商户，成立“互市行会”，共同评议货物品质、调解纠纷，逐步建立公认的交易标准。
满桂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刻着蒙汉双文的律法石碑竖起，当标准的“官斗”量出公平的粮食，当“交易牌”让买卖变得简单，市场的秩序果然为之一新。更重要的是，那些进入“通译所”学习汉文、了解汉法的蒙古青年，以及开始尝试学习简单蒙语、尊重牧民习惯的汉商，正在成为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
李自成还别出心裁地建议，在互市旁的空地上，定期举办蒙汉皆宜的摔跤、射箭比赛，甚至组织小型的那达慕大会与汉地社火同场竞技。“要让彼此看到对方的长处，找到共同的乐趣，这隔阂才能真正消融。”他对满桂如是说。他的谋划，已从单纯的经济交易，延伸至更深层次的文化交融与秩序构建。
皇商司在江南的织造业地位日益稳固，但张献忠遇到了新的挑战。随着“织工技能大比”的影响扩散，各地织工纷纷效仿苏州，改进技术，产量大增。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各地织造的绸缎宽度、密度、花色乃至染色工艺标准不一，良莠不齐，不仅影响皇商司统一采购和外销的质量，也导致市场价格混乱，劣币驱逐良币。
一些保守的作坊主趁机攻击，称皇商司欲以“标准”之名，行“垄断”之实，扼杀各地织造特色。
张献忠意识到，这已非简单的商业竞争，而是关乎行业规范与未来发展方向的话语权之争。他再次展现出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硬的手腕。
他并未强行推行单一标准，而是请示皇商司督办后，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召集苏州、杭州、松江等地的织造名家、染匠高手、资深行商，以及格物院对色彩、材料有研究的学者，共同组建了一个“江南织造标准评议堂”。
“咱们不是要定死规矩，抹杀特色。”张献忠在首次评议堂会议上开门见山，“而是要立下‘标杆’！好比走路，总得知道哪条路是平的，哪条路是坑。这‘标准’，就是告诉所有人，什么样的绸缎是上品，什么样的工艺是正道！愿意朝着这个标杆努力的，皇商司优先采购，价格从优；想保持自己特色的，也行，但就别想打着‘上等货’的牌子卖次品！”
评议堂内争论激烈，但在张献忠的主持和皇商司的财力支持下，经过数轮商讨、试验和妥协，一套涵盖生丝等级、织物密度、基础色牢度、以及几种“官样”（官方推荐花色）的初步标准终于出炉。皇商司将此标准刊印成册，广为散发，并宣布将按此标准验收货物。
起初仍有作坊抵制，但当他们发现，符合“标准”的货物不仅被皇商司高价收购，在民间市场上也更受青睐时， resistance 便逐渐瓦解。标准的建立，无形中提升了整个江南织造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