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七年的初春，寒意未消，帝国四方的新政事业却在经历新一轮的淬炼与深化。年轻一代的砥柱们面临的挑战愈发复杂，他们的每一个决策，不仅关乎一地得失，更牵动着帝国未来的走向。
漠南汇通票号的“无条件临时兑付”政策，虽然暂时稳住了市场信心，但巨大的资金缺口如同悬在李自成头顶的利剑。向满桂申请暂借的军饷数额巨大，即便满桂信任李自成，也需要面对军中将佐的质疑和朝廷的诘问。而那几家陷入困境的大商号资产清算缓慢，远水难解近渴。
一时间，票号金库白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谣言再次悄然滋生，部分嗅觉敏锐的大商户开始暗中将资产转移回现银，新一轮的挤兑风险一触即发。
李自成深知，此刻已到生死存亡之秋。他做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决定：公开账目。他命人将票号近期的资金流入流出、风险准备金使用情况、临时垫付的明细以及那几家商号的资产抵押评估报告（尽可能详细的部分），以白话文的形式抄录多份，张贴在互市理事厅、票号门口及各主要商号门前。
“金融之秘，在于信息不对称。今日，我便将这层面纱揭开！”李自成站在公示栏前，对围拢过来的商民高声宣布，“票号眼下确有困难，但绝非无底之洞！所有账目在此，诸位皆可查看！朝廷的信誉，满桂总督的支持，以及这些抵押的资产，便是票号的底气！我李自成在此立誓，但凡持有一张真汇票者，最终定能足额兑付！若最终有亏空，我李自成愿以项上人头，向陛下、向诸位谢罪！”
公开与透明，加上李自成个人不惜以性命作的担保，产生了奇效。大部分商户看到详实的账目和官府、军方的背书，恐慌情绪逐渐平息。一些原本观望的诚信大商户，甚至主动找到李自成，表示愿意暂时存入部分现银，帮助票号度过难关，条件是获得未来更优惠的汇兑利率和皇商司的优先合作权。
李自成抓住机会，与这些商户签订了短期资金拆借协议，并给予他们“票号荣誉理事”的身份，将其利益与票号更深度绑定。一场看似无法避免的信用崩塌，被李自成以“公开透明”和“利益捆绑”的非常手段，硬生生扭转。经此一役，漠南的金融体系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因为经历了极端压力测试而变得更加坚韧，李自成也赢得了“信义李把总”的名声，其个人信誉成为了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
就在张献忠致力于打造“大明丝绸”金字招牌时，一股暗流正严重侵蚀着皇商司的根基。那几家被他用铁腕手段赶出核心织造圈的江南豪强，并未完全死心。他们利用残存的人脉和积累的财富，转而与沿海一些势力庞大的海盗、走私集团勾结，建立起一条条隐秘的走私通道。
这些走私者，不仅将生丝、绸缎等战略物资偷运出海，换取西洋火器、白银，更将皇商司严格保密的新式织机图纸、乃至部分被高薪挖走的熟练工匠，通过海路输往倭国、南洋乃至更远的西洋。他们在海外建立工坊，利用窃取的技术和更低的人力成本，生产出仿制的“大明绸”，以低价冲击皇商司辛苦开拓的海外市场，其行径已与资敌无异。
张献忠最初试图通过加强沿海巡检、打击走私据点来应对，但效果甚微。走私网络盘根错节，牵扯到地方卫所、水师乃至市舶司的诸多官吏，利益输送层层叠叠，牵一发而动全身。
“断其财路，不如断其根基！”张献忠很快调整了策略。他不再满足于表面的围追堵截，而是动用了自己最擅长的、隐藏在阴影中的力量。他派出手下最精干的探子，伪装成落魄工匠、贪婪商人甚至倭国浪人，设法打入走私集团内部。
同时，他不再请求地方官府配合，而是直接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上了与皇商司有合作、且同样深受走私之害的东南水师将领俞咨皋（基于史实人物，此时应在福建、浙江一带抗倭），向其提供了精准的走私船队航线和交易地点情报。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俞咨皋亲率水师精锐战船，根据张献忠提供的情报，在舟山外海一举截获了数支大型走私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