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大的“大明精品丝绸品鉴会”，邀请所有在华的海外商人、各国使节参观，由最优秀的织工现场演示，由通译讲解其中蕴含的文化与技艺，极尽奢华与格调之能事。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大明丝绸，不仅仅是商品，更是艺术，是身份，是他们国家贵族以拥有为荣的珍品！”张献忠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树立高端品牌形象，拉开与西洋布料的价值差距，占领利润最丰厚的市场顶端。这场围绕“品牌”与“价值”的无声战争，在东南沿海悄然打响。
柳文耀（小石头）自请留任龙安府的奏疏，在朝堂上引发了不小的波澜。有人赞其踏实肯干，有人讽其恋栈权位，更有人暗中揣测这是柳家以退为进、图谋更深之举。吏部最终的批复颇堪玩味：准其留任，然龙安府由下府升格为直隶州，柳文耀署理州事，品级未动，权责加重，考验之意明显。
这道旨意，将柳文耀进一步推向了风口浪尖。升格直隶州，意味着更多的自主权，也意味着更高的期望和更严格的考核。无数双眼睛盯着龙安，看他这个“皇亲国戚”能否真正担起一方重任，做出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柳文耀心知肚明，他将压力化为动力，更加勤勉。他将工作重心放在巩固改土归流成果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上。他大力推广“合作社+工坊”的模式，鼓励土民以村寨为单位，发展特色养殖、手工业，并与皇商司合作，建立更稳定的产销通道。他继续扩大义学规模，并增设了传授农耕、医药、算术等实用技能的“技艺传习所”。
然而，最大的考验来自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龙安州内数个刚刚脱贫的土民寨子遭灾，房屋冲毁，田地被淹，刚刚兴起的茶园也受损严重。消息传来，柳文耀立刻放下手中公务，亲自带着州衙官吏和忠贞营士兵，冒着大雨和塌方的危险，赶赴灾区。
他踏着泥泞，逐一查看灾情，安抚受灾土民，当场下令开仓放粮，搭建临时住所，并从州衙紧张的金库中挤出银两，用于紧急采购药材和修复基础设施。他与土民一同清理淤泥，搬运物资，几天几夜未曾合眼。
他的所作所为，灾区土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京中派来巡查的御史悄然抵达龙安，看到的不是哀鸿遍野、怨声载道，而是在官府组织下井然有序的抗灾场面和土民们对那位年轻州官发自内心的拥戴。甚至有土民老者在御史面前激动地说：“柳大人是真心为我们好！有他在，我们心里踏实！”
这场天灾，非但没有成为击倒柳文耀的巨石，反而成了检验他政绩成色的试金石，让他获得的“民心”变得具体而可视，有力地回击了京中的种种猜疑。柳文耀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于奏章上的华丽辞藻，而在于百姓心中的那杆秤。
朱由检那份充满战略野心的《北疆长远防务及开拓方略》，在帝国高层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孙传庭为首的部分务实派官员认为此策高瞻远瞩，可从根本上扭转北疆被动局面；但更多的保守派官员则斥其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担忧会陷入无边无际的消耗，重蹈前朝开拓交趾的覆辙，且与当前“与民休息”的新政基调不符。争论的焦点在于：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朝廷是否应该将宝贵的资源投向那片看似荒芜的苦寒之地？
面对巨大的争议，朱由检没有选择在朝堂上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他深知，空谈无益，唯有实证才能说服人。他再次向皇帝上疏，这次不再是宏大的战略构想，而是一份极其务实、具体的《北海探险支队先遣计划书》。
他请求皇帝批准他组建一支小规模的“北海勘探先遣队”，人数不过百，成员由他亲自从靖安堡官兵、熟悉北地情况的夜不收、以及格物院对地理、矿物、动植物有研究的学者中挑选。任务目标也极为明确：不以求战为主，而是沿着精奇里江向北，进行为期数月的勘探，详细绘制地图，记录水文气候，勘察沿途资源（尤其是可用于军工的矿产和硝土），并重点接触沿途的土着部落，了解其人口、习俗以及对罗刹人的态度，评估与其结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