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业化带来的，不仅是烟囱与齿轮，更是一整套需要重新构建的社会运行规则。柳文耀意识到，他面临的，是一场比技术攻关更为复杂的治理考验。
东南外海，大明皇家海贸总公司的旗帜，在越来越多的航线上迎风招展。整合后的海商力量，在张献忠的强硬手腕和朝廷水师的保驾护航下，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龙安出产的优质布匹和铁器，成为南洋乃至印度洋沿岸市场上的抢手货，换回了巨量的白银、香料、珍稀木材以及各种异域物产。
然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触动旧有势力的奶酪。这一日，张献忠在福州总督行辕，同时接见了葡萄牙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与以往不同，这次两位代表的脸上，都带着难以掩饰的焦虑与隐隐的敌意。
“总督阁下，贵国商船近来在满剌加海峡以东的活动……是否过于频繁了？这影响到了我们传统的贸易航线。”葡萄牙代表率先发难，语气虽然尽量保持礼貌，但措辞尖锐。
荷兰代表更是直接：“张大人，我们注意到，贵国总公司的船队，正在尝试建立通往印度古里的直达航线。这是对我们公司利益的严重侵犯！我们必须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张献忠靠在虎皮大椅上，漫不经心地剔着指甲，等两人说完，才嗤笑一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大海茫茫，何时成了尔等家的池塘？我大明船队想去哪里贸易，还需向你们报备不成？”
他顿了顿，声音转冷：“贸易，讲究的是你情我愿，价高者得。若觉得我大明货物占了你们的市场，大可以拿出更好的货色，更低的价格来争！若是没这个本事，就想靠着几门老掉牙的炮来吓唬人……哼，尽管放马过来试试！”
他强硬的态度让两位西夷代表脸色铁青，却又不敢真正翻脸。他们深知，眼前这个明国总督，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狠角色，其麾下的水师更是今非昔比。
张献忠成功地打开了局面，但也将大明彻底推到了与老牌海上殖民势力正面竞争的风口浪尖。海上的利益博弈，从此进入了更直接、更残酷的新阶段。
北京，随着《进一步规范及推广实学取士》方案的逐步推行，国子监内新设的格物、经济专科迎来了第一批通过严格考核的生员。他们不再仅仅埋首于经史子集，而是开始接触《天工开物》、学习几何算学、探讨财税田亩。一股务实求真的新风，开始在帝国的最高学府内吹拂。
然而，在这股新风之下，旧的积弊并未根除，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这一日，魏国公徐允贞在枢密院审阅各地密报时，一份来自江南的奏报引起了她的注意。奏报中提到，一些地方官员在推行“清丈田亩”以合理征收“一条鞭法”税银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许多田产被诡寄、投献于有功名的士绅或致仕官员名下，以逃避税赋，导致“小民税重，豪强税轻”的现象依然严重。甚至有地方官因为触及利益，遭到了士林舆论的围攻和弹劾。
“看来，仅仅在取士标准上革新，还不足以动摇盘根错节的旧利益格局。”徐允贞放下奏报，轻声自语。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调整，而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更难。她意识到，新政在取得表面成功的同时，正面临着来自帝国肌体内部更深层次的抵抗。文化的革新易，利益的重新分配难。
乾清宫暖阁内，秋日的阳光带来了几分暖意。皇帝朱常洛仔细阅读着各方送来的秋收报告、贸易账册以及舆情汇总。太子朱由楧侍立一旁，看着父皇时而展眉，时而凝思。
“北疆粮足而边患犹存，龙安工兴而民生日艰，海疆利厚而西夷侧目，朝堂新风而旧弊未除……”朱常洛放下最后一本奏章，感慨道，“楧儿，看到了吗？这治国，如同烹小鲜，火候稍有不均，则滋味顿失。如今四方皆有进展，然进展之中，又各自孕育着新的难题。”
“儿臣受教。”朱由楧恭敬应答，“父皇，是否需对各方加以调控，以防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