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十三年的春天，在料峭寒意与蠢蠢欲动的生机交织中降临。帝国各方势力在经过新年的短暂休整与布局后，再次投入到更为激烈和复杂的博弈之中，暗流加速涌动，新的冲突与机遇在春风中悄然萌发。
北疆，针对“云龙会”的调查进入了更为凶险的阶段。李永芳精心挑选了一名机敏且通晓蒙语的夜不收精锐，伪装成对大明心怀不满、欲寻“明主”的边军逃卒，通过一个被控制的、与“云龙会”有间接联系的小部落头人，尝试接触这个神秘组织。
过程极其缓慢且充满危险。对方警惕性极高，多次试探，甚至设置陷阱。这名夜不收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应变能力，数次险象环生，终于初步取得了对方外围人员的有限信任，被允许参与一些低级别的物资转运工作。他传回零星信息显示，“云龙会”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其核心成员似乎并不仅限于蒙古人或前元余孽，可能还吸纳了部分因各种原因对大明失望乃至仇恨的汉人，其目标远不止于边贸利益，似乎更着眼于在适当的时机，制造更大的混乱，以图浑水摸鱼。
“其志非小，所图甚大。”朱由检看着李永芳转来的密报，眼神冰冷。他下令加大对方圆数百里内所有异常人员、物资流动的监控，同时，授意李永芳，在确保卧底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经过筛选的“情报”，以换取更进一步的信任，争取接触到更高层级的人物。北疆的冰层之下，一场无声的渗透与反渗透战争，正在激烈上演。
龙安州的蒸汽机技术与“龙安制造”的名声，随着商队和官府的刻意宣传，迅速传遍周边州县，甚至引起了更遥远地区的注意。工部派来的观摩使团常驻龙安，实地考察蒸汽机在工坊、漕运中的应用效果，并着手遴选合适的地区进行试点推广。
然而，技术的扩散并非一帆风顺。当柳文耀派出的技术指导队伍，携带着图纸和部分关键零件，前往邻近的四川某州，协助当地官府筹建第一家“仿龙安式”织造工坊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当地盘根错节的传统手工行会，视蒸汽织机为洪水猛兽，担心其会夺走无数织户的生计。他们联合部分保守乡绅，鼓动民众，以“破坏风水”、“惊扰地脉”、“抢夺民利”等为由，阻挠工坊建设，甚至围攻技术指导人员所在的馆驿。
“国舅爷，那边闹得很凶，州衙似乎也……态度暧昧。”派去的管事鼻青脸肿地逃回龙安禀报。
柳文耀闻言，并未动怒，只是叹了口气。他深知，工业化的浪潮必然会冲击旧有的生产关系和利益格局，引发阵痛与抵抗。他立刻修书两封，一封给四川巡抚，陈明蒸汽纺织于国于民之长利，并承诺龙安州将优先采购该工坊部分产品，协助其打开销路，以争取官府支持；另一封则给当地行会首领，邀请他们来龙安实地参观，亲眼看看蒸汽工坊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产品品质，并承诺对愿意转型的织户进行技术培训和市场引导。
他选择以沟通和利益共享来化解矛盾，而非单纯的强硬压制。同时，他上书朝廷，建议在推广新技术时，需配套考虑对原有从业者的安置与转型培训，以及地方利益的平衡。龙安的经验，正在为帝国更大范围的工业化探索着前路，这条路布满荆棘，却必须走下去。
东南沿海，表面上，大明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谈判在福州艰难地进行着，双方在赔款数额、贸易份额、关税税率等问题上争吵不休。张献忠依旧扮演着强硬的角色，而荷兰代表则显得更有“耐心”，似乎在拖延时间。
暗地里，双方的较量早已超出谈判桌。俞咨皋麾下的水师侦缉船，多次在夜间发现不明快艇试图靠近明军锚地、特别是那艘被俘的荷兰战舰进行窥探。而张献忠派出的“私掠”船队，也回报称，发现荷兰人正在台湾以南的一些偏僻岛屿上，加紧修建新的补给点和了望台，并有小股武装人员频繁活动。
更令人警惕的是，东厂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获得密报，称荷兰人正在积极联络日本平户的某些势力，以及南洋的一些海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