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图独占与明贸易、甚至与明国秘密结盟对付其他西夷的流言，在澳门、马尼拉等地悄然传播，引起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局的警惕和交涉。东南海疆的主动权，在张献忠一系列组合拳下，正一步步向大明倾斜。
日本九州，萨摩藩的反叛并未如某些人预期的那样迅速被扑灭。岛津家凭借其在九州南部深厚的根基和彪悍的藩兵，加之初期战术得当，成功顶住了幕府先锋部队的进攻，将战事拖入了僵持阶段。这使得原本观望的西南其他强藩，如长州、土佐等，态度更加暧昧，甚至开始暗中与萨摩联络。
大明驻长崎使团馆驿，已成为一个隐秘的情报中心和外交舞台。杨涟（融合于谦武魂）坐镇馆驿，以其刚正不阿的气度，继续与幕府方面周旋，既对萨摩的“擅自举兵”表示“遗憾”，又不断强调大明希望与整个日本和平通商的意愿，让幕府抓不到直接干涉的把柄，疲于应付。
而孙传庭（融合范仲淹武魂）则活跃于暗处，通过可靠的中间人，将有限的、经过严格筛选的军需物资（如治疗刀伤金疮的药材、部分优质铁料）和少量白银，秘密转运至萨摩藩。他并不指望萨摩能推翻幕府，而是要确保这把火能持续燃烧，最大程度地消耗幕府的实力和威望，为将来大明与日本谈判积累筹码。
“如今之势，犹如火中取栗。”孙传庭对杨涟分析道，“栗子便是打开日本国门之机。火候不足，栗不熟；火势过猛，则易焚身。需精准掌控，方能在群狼环伺中，为我大明取得最大之利。”东瀛的局面，在大明使团精准的“外科手术”式干预下，正朝着有利于大明的方向缓慢而坚定地演变。
乾清宫内，朱常洛审视着各方送来的最新奏报。北疆案的深入引发的朝堂震荡、龙安制度化建设的探索、海疆以夷制夷的成效、东瀛僵持局面的利用……每一处都需要他把握分寸，拿捏火候。
“北疆之功必赏，然朝局之稳亦需顾及。告诉骆养性，查案可厉，但需快刀斩乱麻，避免迁延日久，反生枝节。对定王，另行密旨嘉勉，嘱其巩固边防，警惕漠北反扑。”
“龙安所请工匠考评晋升之制，着吏部、工部详议，若果能激励工匠，可先在龙安试行，卓有成效后推广。标准化之事，乃工业之本，格物院当倾力协助柳文耀推行。”
“张献忠在东南，颇谙纵横之术。然西夷狡诈，需防其表面顺从，暗中勾结。告诉俞咨皋，水师战备不可松懈，新式战舰打造需加快。”
“东瀛之事，杨涟、孙传庭处置得当。然需提醒他们，萨摩可用不可信，幕府可压不可逼。维持其内耗之局，方为上策。所需银钱物资，由内帑密拨，勿经户部，以免泄露。”
他的旨意，清晰地体现了一种均衡之道——在进取与稳定、革新与守成、刚猛与怀柔之间，寻找着最有利于帝国长远利益的平衡点。他不再急于求成，而是更注重策略的精准和后果的可控。
“告诉徐允贞，”朱常洛最后对王安补充道，“枢密院需加强对四方情报之汇总研判，尤其注意各方动向之间的关联。朕要的是全局在胸，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帝国的掌舵者，在经历了初期的惊涛骇浪后，正变得更加沉稳、练达，试图以更高的视野和更细腻的手腕，驾驭着这艘庞大的巨轮，穿越前方依旧密布的暗礁与风浪。泰昌十三年的这个夏天，注定将在帝国前进的年轮上，刻下又一圈深刻而复杂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