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编的蒙学教材、官学讲义以及《京报》等官方刊物上，出现了强调“天下一家”、“华夷共祖”、“凡奉大明正朔、习华夏衣冠礼法者，皆为中华子民”的论述。
在兰州的西域官学堂，年轻的教习在讲授地理时，会指着地图说：“看，从这东海之滨，到那西域雪山，从北疆林海，到南境雨林，生活着汉人、蒙古人、回回人、畏兀儿人、藏人……我们容貌或有不同，语言或有差异，然我们共居于此广袤疆土，共尊大明皇帝，共守华夏礼乐，这便是‘中华民族’之谓也！”
学子们，无论族裔，都睁大了眼睛听着这新奇而又令人隐约感到自豪的说法。一些来自归附部落的少年，眼神中少了几分隔阂，多了几分认同与思索。
然而，在士林清议中，此论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一些保守的大儒痛心疾首，认为这是“混淆华夷，败坏纲常”，上书抨击此举将导致“圣学不彰，礼崩乐坏”。但在皇帝明确的支持和卢象升、徐光启等重臣的推动下，这种新的认同理念，依旧如同涓涓细流，开始浸润帝国的文化土壤，试图将庞大帝国内纷繁复杂的族群，熔铸到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共同体概念之中。
就在帝国内部忙于推行新政之际，外部的挑战从不因内部的调整而停歇。北疆，罗刹人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与准备，似乎认为大明重心内移是其机会，再次变得不安分起来。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小股骚扰，而是集结了超过三千人的正规哥萨克骑兵和步兵，并驱使大量被胁迫的蒙古部落仆从军，突然越过边界，猛攻大明设置在叶尼塞河上游支流的一个前沿堡垒——“镇北堡”（非贝加尔湖那个）。
堡垒守军仅五百余人，在游击将军周遇吉的指挥下，依托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器，进行了殊死抵抗。“泰昌一式”燧发枪在守城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密集的弹雨让哥萨克骑兵的冲锋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然而，敌人数量众多，攻势如潮。
危急关头，周遇吉想起了宣慰使平日宣讲的“忠勇报国”，他身先士卒，持刀立于垛口，对部下吼道：“弟兄们！身后便是家园，陛下在看着我们！让这些罗刹鬼看看，我中华儿郎的骨头有多硬！”
血战持续三日，堡垒岌岌可危。幸得定北城朱由检派出的援军及时赶到，内外夹击，才将来犯之敌击溃，斩杀罗刹兵数百，俘获甚众。“镇北堡”守住了，但伤亡亦不小。消息传回，既展现了边军的顽强，也再次警示帝国，外部威胁从未远离。朱由检借此战果，一方面向朝廷为周遇吉及守军请功，另一方面则强烈要求加强北疆军备，尤其是加快定北城至各前沿堡垒的铁道建设。北疆的狼烟，为新政的推行，增添了一抹铁血的底色。
各方消息汇聚于乾清宫。移藩的启动，军中的摩擦，文教的争议，北疆的烽火……帝国仿佛同时在进行着多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和一场实实在在的边境冲突。
朱常洛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勋贵中的怨言，士林中的非议，军中的不适，边关的急报，都要求他做出权衡与抉择。但他深知，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此时退缩，前功尽弃。
他坚定地批复：对移藩者，加快筹备，务必保障其初期安全与基本需求；对军中宣慰使制度，严令各级将领必须配合，对阳奉阴违者严惩不贷；对文教争议，不予公开辩论，但继续通过官方渠道稳步推行新理念；对北疆战事，重赏有功将士，批准朱由检扩大边境铁道网络的计划，并命令兵部、工部优先保障北疆军需。
“朕知道难。”在一次小范围的御前会议上，朱常洛对几位心腹重臣坦言，“移藩是剜肉补疮，不得已而为之；强军必先铸魂，此乃长治久安之基；文教熔铸，非一朝一夕之功，然方向必须明确；边患更是常态，唯有自身强大，方能慑服群丑。”
他的冷静与坚定，如同定海神针，稳住了帝国的中枢。帝国的航船，在朱常洛的执掌下，迎着内外交织的风雨，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新政航向，破浪前行。涟漪之下，是深流的涌动，是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艰难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