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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成都丞相府接到广州快马急报：船队顺利进入南海主航道，中途遭遇季风突转，一度偏离路线，幸赖《舟行指南》所载“北极定纬法”，领航者以星位与日影角度推算位置，结合潮流向西修正航路，终回归正道。途中无损一船，无人落水。
我阅罢，当即召航讯司主官入府。
“自今往后，每月初一、十五，各州郡驿站须上报天气异动，尤其是沿海之地。风向、云势、海潮涨退，皆要详录。这些信息，全部送往广州，交造船工坊与航队参用。”
主官领命而去。
又过十日，南洋回信抵达。
使者带来一卷羊皮文书，上有赤色指印，译文如下：“南洋诸国共立盟约：蜀汉商船永许入境，免税三年；所售丝绸瓷器，皆奉为贵礼；愿以象牙、檀木、香料、珍珠交换，年年不断。若有阻拦者，诸国共讨之。”
我翻开附页，是一份贸易清单：首批交付的蜀锦被拆开展示时，光泽流转如水，当地贵族争相触摸，称“天丝织物”；一套青瓷茶具献予国王，其爱不释手，命人仿制未成，遂决定每年定制百套。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出希望派遣子弟来蜀学习织造与烧瓷技艺。
我提笔批道：“技艺不可轻传，但可设‘南洋匠学班’，每年收徒十人，教基础而不授核心配方。学费以香料支付。”
陈良在一旁轻声问：“真能成一条长久之路？”
“不止是路。”我说，“是网。陆路由魏吴掐断，我们便织一张海上的网。今日卖丝绸，明日就能卖铁器、纸张、火药。只要船不停，这条网就越拉越广。”
他沉默片刻，忽道：“已有士族上书，说海外蛮夷不可信，恐借通商之名行窥探之实，建议暂停航程。”
我冷笑：“他们怕的不是蛮夷，是百姓富了，不再靠他们租田过活。当年禁烟令也是这般借口。”
提起朱笔，在奏章背面写道：“海上通商，利在国本。凡阻挠者，视同妨害军需。今后此类文书，不必呈阅，径送监察台备案查办。”
当夜，我在府中召集户曹与工曹官员。
“第一船回来了。”我说，“带回来的不只是货物清单，还有航线图。我要成立‘海贸营’，专管远洋事务。人员从水军与商旅中选拔，待遇高于边军，阵亡抚恤翻倍。”
有人迟疑：“如此重赏，恐引投机之徒混入。”
“那就严审。”我盯着他，“宁可慢，不可滥。每一艘船都代表蜀汉颜面，每一个船员都要知责任重于性命。”
我又下令：“第二批船队一个月后出发，增加载量，加入茶叶专用密封舱。同时在广州设立‘海港司’，统管进出船只、货物查验、外使接待。凡参与海运者，发特制腰牌，三代免税。”
会议结束，众人退去。
我独坐文案之后，摊开南洋送来的地图副本。上面用红笔标出了七个通商港口，彼此相连，形成弧线。
指尖轻轻划过那条线。
这不是终点。这只是开始。
门外传来脚步声，陈良进来，手中拿着一封新到的急件。
“交州农吏报，红薯试种成功，亩产较稻谷高三倍，且耐旱易活。”
我抬眼。
“西南山民缺粮久矣。”我说，“把种子和种植法印成小册，通过扫盲学堂发下去。每教会十人种红薯者，奖布一匹。”
他记下，欲退。
“等等。”我叫住他，“让工曹准备图纸——我们要造更大的船。能走远洋，能抗巨浪，能载千人。”
陈良顿住。
“先生是要……跨海远航？”
我看着地图最南端那片空白海域，缓缓道：
“既然路已经打开，就不要只看眼前这几座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