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年的指导下，王倩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细致和勇气，回溯并记录下每一次令人不适的遭遇。林晓则化身严谨的档案管理员，将王倩提供的碎片化信息——那些深夜令人不安的微信消息、被刻意安排的独处、会议上含沙射影的批评——分门别类，标注时间、来源和潜在证明力。她们甚至找到了一位当时同样在聚餐现场、对刘经理执意单独送王倩回家颇有微词的同事，获取了一份谨慎的书面证言。
然而，正如余年所预料，当一份措辞严谨、附有部分微信截图和事件时间线的律师函被送达刘经理及其所在公司后，对方的反击迅速而强势。
公司方面派出的法务经理姓陈，态度客气而疏离，言语间却寸步不让。他承认收到了王倩的“反馈”，但强调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并已内部核查”。
“余律师，我们理解王倩女士可能因工作压力产生了一些误解。”陈经理在电话里的声音平稳得像在念稿子，“刘经理是公司资深骨干，一向以专业和关心下属着称。他所提及的肢体接触，经我们核实，均属于正常的工作交流或无意间的碰触，绝无任何不当意图。至于微信沟通，刘经理解释那是出于对新人业务进展的关心，时间较晚是因为他本人工作繁忙，习惯深夜处理信息。”
他顿了顿，继续道：“关于王倩女士提到的会议批评和转正评估，公司有独立的考核体系，所有评价均基于其工作表现和团队协作能力，与她所提及的‘反馈’无关。我们有充分的会议纪要和评估记录作为佐证。”
简而言之，对方完全否认了性骚扰的指控，并将王倩的所有指控解释为“误解”、“敏感”，甚至暗示其工作能力不足才导致评价降低。一份看似无懈可击的“罗生门”局面已然形成。
办公室里，林晓气得脸色发白：“他们这是颠倒黑白！正常关心会半夜发那种信息？正常交流会故意贴那么近？那个陈经理，根本就是在和稀泥！”
余年看着对方回函的副本，脸上看不出喜怒。他早已预料到这种局面。“愤怒解决不了问题，林晓。对方现在就是在赌我们证据不足，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他们试图把水搅浑，让我们陷入‘谁主张，谁举证’的困境，而举证，恰恰是这类案件最难的地方。”
他转向王倩，发现她的脸色比刚才更加苍白，眼神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似乎又在摇曳。“余律师，他们……他们根本不承认……我是不是没办法了？”
“恰恰相反。”余年放下文件，目光锐利起来，“他们的回应，暴露了更多东西。第一，他们不敢正面承认部分事实（如深夜微信、单独相处），而是急于全盘否定，这本身就不合常理。第二，他们强调刘经理的‘声誉’和‘工作繁忙’，这是一种试图用身份和地位压人的策略。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们提到了‘会议纪要’和‘评估记录’。”
“这有什么关键？”林晓不解。
“如果他们敢把这些材料拿出来，就给了我们审查的机会。”余年解释道，“我们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甚至在法庭上，要求对方出示这些所谓的‘客观’记录。我们可以从中寻找漏洞，比如批评的内容是否真的与工作表现相关，时间点是否与王倩的投诉高度吻合。伪造或篡改记录，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他看向王倩，语气重新变得沉稳，带着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王女士，不要被对方的强势吓倒。这类案件，很多时候打的就是心理战和法律技巧。他们越是试图模糊焦点，我们越要稳住阵脚，围绕我们已有的证据，不断加固我们的防线，并寻找新的突破口。”
他沉吟片刻，做出下一步部署：“林晓，协助王女士，将她记录的事件经过，与对方回函中的辩解逐条进行比对，找出其中的矛盾和不合逻辑之处，形成一份详细的对比分析报告。同时，继续留意是否有其他同事可能观察到类似情况，哪怕只是感觉‘氛围不对’，也可能成为佐证。”
“王女士，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面临更正式的法律程序，比如劳动仲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