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收网的战果尚未及细细清点，反击的暗箭已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射来。对余年个人的指控与抹黑，并非简单的泄愤，而是一套组合拳的开端，意在瓦解这支民间调查力量的核心，切断其与官方合作的信任纽带。
省律师协会的正式调查函如期而至，要求余年就匿名举报信中的指控——包括“违规调查”、“可能侵犯商业秘密”及“不当影响司法”——做出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办案记录备查。
“这是阳谋。”林晓拿着调查函，神色凝重，“他们知道我们的大部分调查行为游走在灰色地带，尤其是在获取赵伟U盘和前期技术追踪阶段。即便最终无法坐实指控，调查程序本身就会牵扯我们大量精力，甚至可能暂时限制你的部分执业活动。”
余年接过函件，目光沉静：“那就按最严格的标准准备说明材料。所有接受委托的手续、与官方的沟通记录、证据的合法转化过程，全部整理归档。我们问心无愧，但必须用无可挑剔的程序文件来证明这一点。”他看向林晓，“这份说明，你来主笔，务必做到逻辑严密，证据链清晰，经得起最苛刻的审视。”
这是一场程序内的防御战。对手试图用规则的绳索捆绑他，他必须以更严谨的程序来解套。
网络上的个人攻击并未因余年的沉默而停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几个粉丝量巨大的“法律评论员”开始下场，看似客观地探讨“律师调查权的边界”，实则将余年描绘成一个滥用职权、践踏规则的“麻烦制造者”。水军涌入苏晴之前发布的揭露“翰墨雅集”诈骗案的报道评论区，大肆刷屏，污蔑余年团队“编造事实”、“博取名利”。
“他们在试图孤立我们，把水搅浑。”苏晴监控着舆论动向，冷静分析，“想把我们塑造成不守规矩的异类，削弱我们话语的公信力。”
“那就用事实说话。”余年指示，“苏晴，不必与他们对骂，继续稳步释放我们手中关于诈骗案的、最无可辩驳的证据。联系那些报道过真相的权威媒体，提供更多受害人采访和资金流向的直观图表，用扎实的报道巩固公众认知。真相，是最好的辟谣武器。”
外部的压力开始产生细微的涟漪。一位之前与研究院合作密切、提供过关键数据的第三方平台负责人，给苏晴打来电话，语气委婉地表示，因“公司内部合规审查升级”，将暂停与研究院的数据共享接口。
“他们受到了压力。”苏晴挂掉电话，对余年说，“虽然没明说，但意思很清楚。”
更令人担忧的是，专案组内部似乎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办案人员在非正式场合流露出疑虑，担心余年团队的“激进”调查方式会影响案件最终的法律效力，甚至可能被对方律师抓住把柄，导致功亏一篑。
这种不信任的氛围，如同无形的墙，开始阻碍情报的顺畅交流和行动的默契配合。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团队内部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凝聚力。
程日星和老周几乎住在了数据终端前，更加疯狂地梳理着已获取的海量信息，试图找到能直接指向“兴达劳务”核心罪行的、程序上无懈可击的铁证。他们知道，唯有更坚实的成果，才能回击一切质疑。
林晓废寝忘食地准备应对律协调查的材料，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
苏晴则调动所有人脉，寻找不受压力影响的替代数据渠道，并加强与那些依然坚信事实的媒体人的联络。
周晓芸的变化尤为明显。她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保护和学习。她主动找到余年，将自己关在金澜时听到的、关于“兴达”底层运作的更多碎片信息，包括几个可能知道内情但已被边缘化的小头目的绰号和大致活动范围，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这些信息看似零碎，却为程日星的深挖提供了宝贵的方向。
“我能做的不多，”她看着余年，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但我知道，不能让他们得逞。”
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
一直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