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集团的反击，如同精密设计的机械，每一个齿轮的咬合都严丝合缝，带着资本与权力交织所特有的、冰冷的效率。他们没有选择嘶吼与威胁，而是将规则本身化为囚笼。
首先到来的是“恒诚律所”代表数家与长风集团有股权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提起的系列民事诉讼。诉状并非直接针对余年或研究院，而是巧妙地指向了“翰墨雅集”案中的几位主要受害者代表——由法律援助机构推荐的，指控他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不实言论”，损害了这些“无辜关联企业”的商业信誉，要求巨额赔偿并公开道歉。
“这是典型的‘SLApp’诉讼”林晓迅速做出判断，脸色凝重，“目的不是赢得官司，而是利用漫长的诉讼程序、高昂的律师费用和心理压力，来恐吓、消耗受害者及其支持者，让他们不敢再发声。”
这里的SLApp诉讼，全称为 “Strategic Litigation Agast public participation”（反对公众参与的战略诉讼），是一种被设计用来通过法律手段压制公众参与或批评的诉讼策略。
与此同时，另一封律师函直接送达余年团队，声称他们在调查过程中，“非法获取并利用了”属于长风集团某下游合作商的“商业秘密”——指部分被破解的通讯记录和资金路径，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并保留追诉权利。
法律攻势层层递进，构建起一个旨在拖垮、分化、孤立他们的矩阵。
线上的舆论战场，风向开始发生微妙而危险的偏转。
数个看似中立、实则被精心豢养的“独立财经观察家”开始发布深度分析文章，标题诸如《透视“收藏品骗局”背后的资本迷局》或《法治精神与商业活力：寻找平衡点》。文章以看似客观的笔触，将余年团队描绘成“充满理想主义激情但可能缺乏商业常识”的搅局者，暗示其行为背后可能有“不可告人的资本目的”或“被某些势力利用”，试图将水搅浑，将一场打击犯罪的正义行动，扭曲成晦涩难懂的资本权力游戏。
更隐蔽的是，一些关于“过度调查影响民营企业信心”、“警惕舆论审判代替司法公正”的论调，开始在部分体制内背景的社交媒体账号和内部沟通中出现，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担忧”氛围。
实体的压力接踵而至。研究院最主要的资金捐助方之一，一家长期支持公益法律事业的基金会，其负责人“委婉”地通知苏晴，由于“内部战略调整和风险评估”，后续资金拨付将“暂缓”。另一家提供关键数据接口的科技公司，也以“系统兼容性升级”为由，无限期暂停了服务。
甚至连团队日常使用的云端协作平台，都开始频繁出现“技术故障”，导致文件传输缓慢、版本丢失。程日星检测到，这些“故障”伴随着异常的网络流量，指向几个与长风集团It外包服务商有关联的Ip段。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资源绞杀，意图让他们在物质和信息上陷入孤立。
内外交困之下，团队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涟漪。
一名负责外围资料整理的实习生，在接到自称是“记者”的、关于团队成员背景的试探性电话后，因承受不住压力而主动辞职。尽管林晓和苏晴迅速进行了安抚和保密协议重申，但此事依然带来了一丝阴霾。
更令人担忧的是赵伟。持续的诉讼威胁和舆论中对他“污点证人”身份的渲染，让他刚刚建立起来的勇气再次动摇，夜里开始失眠，反复询问林晓如果他出庭作证，他的女儿是否会受到牵连。
周晓芸敏锐地察觉到了赵伟的不安，她不再仅仅沉默陪伴，而是开始尝试用自己笨拙但真诚的语言，讲述自己如何一点点摆脱恐惧的经历。“他们想让你怕，”她对赵伟说，“你越怕，他们越得意。余大哥和林姐……他们有办法。”
面对这立体的围剿，余年主持了核心会议。
“对方在用资本和规则的组合拳，试图将我们拖入他们预设的战场。”余年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