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确确实实在系统性地攻击和清除那些被视为“异己”的、可能破坏现有平衡的新生事物。
“我们遇到了最棘手的敌人——我们自己。”陈默在紧急召开的核心高管会议上，面色凝重，“组织的‘免疫系统’被激活了。它认为‘星璇’是威胁，正在调动一切力量来隔离和消灭这个威胁。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应对，不仅‘星璇’会夭折，这种免疫反应还会形成可怕的先例，未来任何重大的创新尝试，都可能被这套系统扼杀在摇篮里。”
一场旨在与组织自身“免疫系统”进行对话、寻求共存的 “免疫调节” 行动，在陈默的主导下迅速展开。这要求管理者具备极高的同理心、沟通技巧和系统思维，不能再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
首先，是启动“同理心倾听与翻译”，化解误解与恐惧。 陈默没有压制论坛上的讨论，反而要求“星璇”团队的核心成员，必须认真阅读每一条质疑和批评，并尝试理解其背后的担忧。
他亲自组织了数场小范围的、闭门的“技术愿景沟通会”。参会者不仅包括高管和“星璇”团队，更特意邀请了那些持强烈反对意见的技术骨干。在这些会议上，陈默和方哲不再宣讲“星璇”的宏大前景，而是花了大量时间，耐心倾听反对者的具体忧虑，并让“星璇”团队用最朴实的技术语言，一一回应关于技术债务、生态兼容性、性能指标的具体问题。他们充当“翻译”，将战略语言“翻译”成技术人员能理解的工程语言。
其次，是设计“贡献联通与价值显影”机制，证明共生可能。 为了打破“资源虹吸”和“内部不公”的指控，陈默推动建立了“技术贡献联通积分”制度。
制度规定，“星璇”团队在探索中解决的某些底层技术问题（如新的数据压缩算法、更高效的网络通信协议），如果被证明具有通用性，其解决方案和代码可以反向贡献给“基石”架构团队使用，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难题。同时，“基石”团队为“星璇”提供的任何技术支持，都会被详细记录并转化为可视化的“内部贡献积分”，该积分与团队和个人的绩效考核及奖励直接挂钩。这让支持“星璇”从“负担”变成了可能带来回报的“投资”。
再者，是推行“风险隔离与渐进开放”，降低感知威胁。 为了缓解对“品牌稀释”和“生态分裂”的恐惧，陈默调整了“星璇”的开放策略。
他明确划定了“星璇”早期开放的“安全试验区”——仅限于几个非核心的、对稳定性要求相对较低的边缘场景（如内部工具开发、特定科研合作项目）。并且，所有基于“星璇”早期版本开发的外部应用，都必须打上“实验性”的明显标签，并接受比成熟产品更严格的监控和限制。这相当于为“新病毒”建立了一个隔离的“生物安全实验室”，既允许其进行研究，又防止其扩散到主体内。
然后，是强化“共同身份叙事”，超越内部对立。 陈默亲自操刀，重新撰写和讲述关于“智伞”技术演进的故事。他不再将“星璇”描绘成“基石”的替代者或挑战者，而是将其定位为“基石”在应对未来挑战中的“自然进化与能力延伸”。
他在内部讲话中，将“基石”团队比喻为“守护当今数字文明繁荣的坚固城墙”，而将“星璇”团队比喻为“探索未来数字边疆的先遣队”。他强调，城墙的坚固是远征的前提，而远征的发现又能反馈回来加固城墙。两者是命运共同体，共同承载着“智伞”引领数字信任文明的使命。
“免疫调节”是一场极其精细和耐心的博弈。最初，反对的声音依然强烈，不合作的现象依然存在。
但当“星璇”团队解决的一个分布式存储难题，意外地帮助“基石”团队攻克了一个困扰已久的性能瓶颈时；当第一位“基石”团队的工程师因为积极支持“星璇”项目而获得高额“内部贡献积分”奖励时；当看到“星璇”在安全试验区内稳步发展，并未如担忧那样引发混乱时，坚冰开始融化，对话的渠道逐渐通畅。
陈默深知，组织的“免疫系统”无法被消除，也不应被消除，它是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