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齐慕容教授承担了该项复原工程的几乎全部工作，包括匹配卷宗碎片、填补希伯来文字母，同时还校正之前拉格内尔教授的误读，并成功复原了121行手稿内容。在复原的过程，该两位教授曾经把复原后的文本复制件流传给一些学者进行”
“其中，一位名为尚克斯的考古学杂志编辑，在获得复原后的文本复制件，私自进行了出版。齐慕容遂起诉尚克斯侵犯著作权。”
“我想提请法庭注意。在该案之中，以色列最高法院对涉案作品进行了一分为二。第一部分，即未经整理的将近1万5千片的死海卷宗残篇。第二部分，则是整理完毕，并尽可能地填补当中残缺之后的复原本。”
“尽管前者属于公共领域的非版权作品，但并不妨碍后者获得版权保护的可能性。这像是一个建筑工匠所用的建筑材料，并不妨碍他建造完成之后的作品是否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
“独创性判断的最重要依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识别出作者所具有的贡献。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能够区分出作者的‘成品’与‘成品’所需要的材料。”
“其中，以色列最高法院认为，在齐慕容教授复原死海卷宗的过程中, 收集到的零散残片汇聚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文本, 并且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与意义。不仅仅是各个残片被组合拼装到了一起，其中缺失的部分，也被齐慕容教授进行了补充。”
“复原死海卷宗的过程中，固然每个阶段所具有的创造性是不同。但是，这各个阶段彼此互相依赖，紧密不可分割。对残片进行物理形状的搭配，是为了接下来将文本的文义进行复现。因此，结合整个文本的复原过程来看，毫无疑问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蕴含在里面。”
“也就是说，齐慕容教授所投入的劳动，绝非简单的机械性劳动，而是运用了他的知识以及想象力，并且在各种可能的文本拼接中进行选择。因此，复原死海卷宗的成果具有独创性，属于版权保护的作品。”
北原旋即话锋一转，“从本案而言，以色列最高法院该起判例与遣唐记的点校具有极大相似性。原告下川对遣唐记的点校，亦类似于对死海卷宗的复原。其通过点校、注释、校勘，将难以阅读的汉文原典，以更加可读的方式呈现出来。正如同，原告代理人曾经在法庭调查阶段举证过，对于古文断句的方式存在多种选择。”
“此种选择，恰如同死海卷宗案对不同文本的拼接选择一般。依照死海卷宗案的裁判要旨，最重要的是作者完成工作的成品，是否能够与‘公共领域’的古本进行区分。”
“根据该判断原则，我当事人下川的点校作品已与古本存在显著不同。不仅有标点断句，还有注释、校勘等内容。因此，原告代理人请求合议庭参考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死海卷宗案判决，确认下川的点校作品具有可版权性！”
一番话语落下。
法庭陷入了比方才还要更加无声的安静。
投影上的白板清楚地展示着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死海卷宗案判决。
旁听席上的知识产权专家们，无一例外地微微张大着嘴巴。他们不敢相信面前这两个年轻的原告律师，对于外国法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