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漕运巨案，犹如一块千斤巨石，轰然投入看似平静的朝堂深潭，激起的并非一致对外的浪花，而是潜藏在水底已久的暗流与漩涡。
弹劾王琼、林俊的奏疏，并未因皇帝那“严办”二字而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
都察院内部几位御史、给事中攻讦尤甚，指斥王、林二人“邀功心急”、“罗织构陷”、“不教而诛”，有违朝廷宽仁恤下之旨。
细察之下，这些言辞激烈者，多出身南直隶、浙江等地，与淮安漕运利益网络或为同乡，或系同年，或有师生之谊。
其反击，既为自保，亦为维护背后盘根错节的地域与利益共同体。
与此同时，另一股声浪亦随之而起。
多以北方籍贯或自诩清流的官员为主，他们上疏力挺皇帝与稽查组，盛赞陛下“明见万里”、“锐意革弊”，称颂王、林“不畏强御”、“为国锄奸”。更有人将漕运之弊直接归咎于“南人贪黩”，隐隐将矛头指向了以李东阳（虽为湖广人，然被视为南士领袖）为首的当权派系。
朝堂之上，原本尚算统一的文官阵营，首次出现了泾渭分明的对立与攻讦。
虽未公然树党，但南北之争、革新与守旧之歧见，已如寒冰下的裂隙，清晰可见。
内阁值房，气氛沉滞。首辅刘健须发皤然，面容憔悴，望着案头堆积如山、观点迥异的奏本，长叹一声：“宾之，你看看…这成何体统！”
李东阳面色同样凝重。他身处风暴眼，境地微妙。
身为次辅，维系朝局稳定乃分内之责，然其南方背景，又令他难免遭某些北官暗中非议。
“元辅，”李东阳沉声道，“淮安之事，铁证如山，李蕙等人罪有应得，此点毋庸置疑。然王、林行事确乎刚猛过甚，不留转圜，致物议沸腾。而今更有人借机生事，煽动南北之争，此风绝不可长！”
刘健颔首：“正为此忧。当务之急，乃是从速结案，将首恶明正典刑，以安人心。同时，需遏制朝中相互攻讦之风，引导百官关注实务，而非内耗倾轧。”
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利益受损者岂肯束手？意图火中取栗者又怎会收手？
司礼监内，刘瑾冷眼旁观这纷乱局面，心下窃喜。
文官内斗，正是他扩张权柄的天赐良机。
他暗中授意亲近言官，一面继续弹劾王琼、林俊“专权跋扈”，一面又将火引向那些为李蕙鸣冤最力的南官，暗扣“结党营私”、“对抗清查”之帽，意在将水搅浑，趁机安插亲信，攫取权位。
朱厚照静坐于乾清宫暖阁，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朝堂党争初露端倪，虽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他深知，任何触及根本的改革，必引既得利益者反扑。
而文官集团从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分歧，正可为他所用，分而治之。
然，他绝不能坐视党争无限蔓延，侵蚀行政，威胁皇权。
他需在适当时机，彰显帝王权威，平衡各方，将争斗约束于可控范围，并引导其力，为己所用。
就像当初他朱厚照出任清河书记时抽丝剥茧的了解同僚关系之后的纵横捭阖，梳理一把手的绝对权威，才有了清河五年弯道超车的成绩。
这日大朝，争议再起。
一名刑科给事中慷慨激昂，劾奏王琼在淮安“滥施酷刑，屈打成招”，恳请朝廷另遣重臣复核此案。
朱厚照静听其言毕，未待他人驳斥，便缓声开口，音调不高，却瞬间压下满殿嘈杂：“淮安一案，人证、物证、账册、赃物，环环相扣，铁证如山，有何可复核查证之处？”
那给事中犹自力争：“陛下，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臣恐…”
“朕恐的，”朱厚照截断其言，目光如凛冬寒风，扫过丹陛下的衮衮诸公，“是国蠹丛生，侵蚀邦本，而满朝朱紫，竟在此为贪墨巨蠹鸣冤叫屈！漕运关乎京师存亡，九边安危，今查获如此巨案，尔等不思整饬纲纪、堵塞漏洞，反纠缠于办案细枝末节，甚而妄揣朕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