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好,海外资本依然不会选择投资张江的高科技企业。
即便是我,我也有自己的目的,我希望在投资华国半导体企业的过程中,培育我可以掌控的供应链。
只有华国国有资本才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去陪这些高科技企业共同成长。
在我看来,华国要做的产学研还应该包括,学校的专家帮国有资本把关,他们负责把关,这家企业到底有没有技术含量,这家企业的研发人员,核心研发专家水平怎么样。
通过绩效考核,把这家企业的未来和做评审的专家高度捆绑。
比如A企业,估值5000万,希望从国有资本这里获得2500万的投资,出让50%的股份。
那么如果这家企业最终在清盘的时候,为国有资本带来了10%的收益,专家能够拿到多少钱,20%的收益,又能拿到多少。
如果这家企业最后上市,国有资本这一单就是数十倍的收益,做评审的专家又能拿到多少钱,这都可以形成一整套的机制。
如果出现亏损,那专家要怎么惩罚,也需要有机制限制。
甚至专家和企业勾结,骗取国有资本的投资,又要怎么处罚。”
周新说的是一种很新的东西,在座的大佬们都没有听过。
即便后来千亿规模的芯片大基金,也没有这么玩。
这是周新在创业过程中的思考,不一定适用于未来,但是很适合现在。
因为现在技术差距还不够明显,核心研发团队能力够强加上有资金支持,是能够实现技术追赶的。
等到差距过大,再厉害的团队也只能摸到别人的尾灯。
周组长听完后点头道:“周先生说的给了我很多启发。
我联想到最近我在调研国内的高科技园区时候观察到的乱象。
可以概括成八个字:盲目跟风、好高骛远。这是是当前高科技园区的通病。
为了争项目、求产值,而忽视立足国情,在市场上寻找最佳切入点,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刚刚周先生提到的,让我想到,我们可以结合一下。
投贷联动,让有丰富经验的银行帮我们对企业把第一道关,他们会从企业真正的经营情况入手,来给出贷款额度。
然后让专家来把第二道关,找出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进行投资。
最后再通过张江园区,对这些企业的位置优势,在投资完成后持续追踪他们的企业发展动态,做好服务的同时也是做好监管,来把好最后一道关。”
周新说:“是的,我可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专家评审的第二道关,最好采取盲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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