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武汉城的春寒尚未褪去，五省民生银行总行的会议室里却暖意融融。夏晚晴身着一袭深蓝色西装套裙，长发挽成利落的发髻，面前摊着一份密密麻麻的物资需求清单——那是锦州阻击战结束后，前线发来的紧急补给申请：粮食五十万石、药品八十万盒、棉衣十万套、武器原料（钨钢、硫磺、硝石）若干，还有前线战地医院急需的x光机、手术器械等医疗设备。
“秦雨薇的舆论造势已经打开局面，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海外华侨也纷纷响应，这是筹集物资的最佳时机！”夏晚晴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锐利而坚定，“前线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我们必须在后方筑牢后勤防线，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做到粮弹充足、衣暖药齐！”
作为五省经济总长、后勤保障总负责人，夏晚晴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锦州阻击战中，虽然陈雪梅的兵工厂提供了关键武器支援，但粮食短缺、药品告急、冬衣不足等问题，依然让前线将士遭受了额外的伤亡。如今，日军在华北集结重兵，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即将打响，后勤补给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一场以“全民募捐、全球采购、安全运输”为核心的后勤保障战，在夏晚晴的统筹下，迅速在全国乃至海外铺开。她如同一位精密的指挥家，调动着五省的经济资源、国内的商业力量、海外的华侨网络，为第一集团军的抗日征程，搭建起一条坚不可摧的“物资生命线”。
一、全民募捐：凝聚国内的抗日力量
秦雨薇的《日军侵华血泪史》在全国传播后，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夏晚晴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联合林婉清的民政部门，发起了“支援前线、抗日救国”全民募捐运动，号召五省乃至全国的百姓、商人、社会团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前线筹集物资。
（一）五省募捐：全民参与的爱国热潮
在五省境内，夏晚晴建立了“省—县—乡—村”四级募捐网络，在各地设立募捐点，由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学校师生、爱国志士共同负责。募捐点的门口悬挂着“支援前线将士，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横幅，张贴着日军暴行的照片和前线将士的感谢信，感染力极强。
募捐活动得到了五省百姓的热烈响应。在武汉，一位卖早点的张大爷，将自己一天的收入全部捐了出来，他说：“我虽然老了，不能上战场，但我能做点小生意，为前线将士捐点钱，让他们能吃饱穿暖，多杀鬼子！”在南京，一群小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带着募捐箱走上街头，向路人演唱抗日歌曲，募集到了不少零钱和衣物。在安徽的乡村，农民们将自家的粮食、棉花捐了出来，一位老农说：“我们种的粮食，就是给将士们吃的；我们种的棉花，就是给将士们做棉衣的，只要能赶走日寇，我们少吃点、少穿点不算什么！”
商人阶层更是踊跃捐款捐物。惠民纺织厂的老板主动捐赠了五万匹棉布，用于制作军装和棉衣；莘县煤矿的矿主捐赠了十万吨煤炭，保障兵工厂和前线的能源供应；武汉、南京的各大商号联合起来，筹集了二百万银元，用于采购粮食和药品。一位商会会长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商人虽然以盈利为目的，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为了激励全民参与，夏晚晴还设立了“抗日救国募捐荣誉榜”，将捐款捐物数额较大的个人和单位名单公布在报纸上，授予“抗日救国模范”“爱国商人”等称号。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五省的募捐热潮愈发高涨。截至1932年4月，五省共募集粮食八十万石、棉衣十五万套、药品三十万盒、银元五百万块，为前线补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跨区域联动：全国范围的物资汇聚
夏晚晴并不满足于五省的募捐成果，她积极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爱国团体、商会、军阀建立联系，推动募捐活动向全国扩展。在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的支持下，西北、山西等地的募捐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大量的粮食、煤炭、药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