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集合，全连去守备区大操场！”被我一把拽了回来。
我对王巴蛸说：“你把棉衣脱了。”他以为我要揍他，刚要跑，被我按住扯开棉衣扣，真相大白。上岗前，他把子弹袋扎在衬衣上，再穿棉衣扎腰带，子弹袋一直扎在身上。指导员照我后背猛地拍了一掌，吓得我蹦了个高，以为给了我一枪。他感慨万千说：“关键时刻还得你董太锋，真不该让你复员哪！”
我填完表格，已经是凌晨三点。我怕影响指导员睡觉，端盆子到隔壁会议室里洗脚，喝了杯水。我听见走廊里有轻微的脚步声，知道指导员在监视我。
我回来，他和衣躺在床上，装做不经意地问：“你搞什么名堂去了？”我说：“我填完表，洗完脚，喝了杯水。”他说：“你当我是吃高粱米饭的？你去吃面条，还能逃过我的眼睛？”晚饭后，我把吃剩的面条端回来。他问我：“你干什么？”我说：“我晚上填表当夜餐。”他竟然记住了。我说：“我没吃面条，再说也凉了。”他说：“吃了就是吃了，别不承认。”我较真：“刚才你还低三下四地求我，转眼工夫就变了。”我把面条端出来，他说：“吃一口也是吃。”
我掀开两道炉盖，连碗一起塞了进去。他忍气吞声，躺在床上装睡。
炊事员罗东连是七六年入伍的湖南兵，寡言少语笑呵呵，工作兢兢业业。别人复员前都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他被确定复员后，见新炊事员没到位，仍起早贪黑做饭，没入党也不提出任何要求。他从来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别人问他话，他没等说话就脸红，问一句说一句。他从来不骂人，不摆老兵架子。
新炊事员到位后，他拿了一件旧棉衣，到处换也没人愿意换。他以为我今年不复员，拿着旧棉衣来找我，没等开口满脸通红。我爽快地脱下新棉衣给他，穿上他油渍渍、散发一股怪味的的旧棉衣。他想了半天说不出一句感谢话，脸憋得通红，冒了一头汗。他给我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紧紧拥抱我，半天才松开。
陈有全服役四年，当了一年副班长两年班长，力没少出一直没入党；他见了不公平的事情就说，关键时刻还沉不住气。他没有父母已经无家可归，探家时到哥哥家离住几天，再到姑姑家里和姐姐家里住几天，探家回来正好赶上复员。他向连里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解决组织问题，县刑警队招复员兵，必须是党员。二是解决工作问题。三是如果以上两个问题不解决，在部队干到六十岁。
陈有全提出的三个条件，一个都无法解决。第三个条件更是无稽之谈，部队不是养老院。他连续作战，和连长“老圈”、指导员贺红光展开舌战。他嘴上说不过，暗中做好了复员准备。他人高马大大肚皮，把几套特号士兵服改成四个兜的干部服，还缺皮鞋。皮鞋是紧俏商品堪比熊掌，走后门才能买到。
他借了辆自行车，载着我，陪他去地方商店碰运气。我问一位熟悉的女售货员：“能不能卖给我们一双皮鞋？”她说：“我说了不算，得去问主任。”主任是个长得“乱七八糟”的死老婆子，眼眉描的像戴了半圈黑边眼镜框，得意洋洋目空一切，说：“我老婆儿混了十来年，还没弄双皮鞋穿呢！”言外之意是“我都没穿上皮鞋，你们还想穿皮鞋”。我俩一看没门，沮丧地走出商店。
自行车被人倒置放了气，两个轱辘疯转，仿佛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屋里“乱七八糟”的死老婆子，一定看见谁搞的恶作剧，隔着玻璃笑得眼睛都没了，也动了恻隐之心，让姑娘出去把我俩叫回来，卖给每人一双皮鞋。
我没有钱，陈有全买了一双，穿上就不脱下来了，把一双胶鞋提在手里。他心满意足地说：“我穿了干部服和皮鞋，每天在大道上走几圈，起码在岛上领个媳妇回去，费用便宜。你也在岛上找个媳妇吧，能给家里减轻不少负担。”
我说：“我没有新军装改干部服，还得穿一身破军装复员回家。”
他说：“你太顾家，白当一回兵。大红花白让你干都不敢干，早晚得复员怕什么？舒服一把是一把，太亏了。看你挺精，其实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