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满我的全身。电视频道播映话剧《神州风雷》，大人孩子挤破门。我刚把电视机搬到外面，电视机坏了。连队丢失一捆大葱。
那当时时兴一种浅绿色帆布手提箱，七元钱一只。大连籍战士王海南几次往返大连为连队修理电视机，官兵们都托他买箱子，仿佛他家开箱子工厂。
我也买了一只，用来装书。老百姓知道电视机已经修好，天一黑挤满了俱乐部。我打开电视机，现场一片欢呼。刚看完“新闻联播”停电，这回是“电霸”韩明利捣的鬼。上次他来连队安电灯，忘了让他吃午饭。人们等到九点熄灯还没来电，认为是文书捣鬼。直到连长和指导员出面解释，群众才不情愿地离开。
王海南顺便买回显影液和定影液，晚上把饭堂当暗室，用两个饭碗盛药水，为每个战士各洗印一张杨立坤和刘晓庆的照片，解决了想念明星而不得见的大问题。军人服务社出售一种绿色塑料钱包，五角钱一个。不管有钱没钱，大家的上衣口袋里，都有棱有角地装一个钱包。我也买了一个，安插两张女演员照片。
一次洗澡，我的空钱包被人掏走，丢失两位女演员照片，比丢了钱还惋惜。王海南又为我洗印两张，为了回报，我带他到海边打了一回五六冲锋枪。
越南当局出于地区霸权的侵略野心，在他人的怂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把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做敌国，疯狂迫害驱赶华侨和华裔越南人，大举出兵侵略柬埔寨，不断挑起中越边界冲突。他们侵我土地，烧我村庄，杀我军民，破坏我国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定，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他们欺人太甚，我方忍无可忍。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
那天，守备区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官兵“参战誓师大会”。当年近六旬的老政委慷慨激昂：“如果祖国需要，我将跨马出征！”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连队召开誓师大会，从连长、指导员到每个新兵，人人都写请战书，要求到前线杀敌立功。自卫反击战的战场在南方边陲，远在北方的守岛部队不能调往前线。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和临战状态，防备苏联军队武力援越，将乙种步兵师扩编为战时甲种师，各野战军进入野战地域。上级命令要塞区，从各守备区抽调训练尖子和骨干，补充到野战军甲种师。高三连也有两个名额，谁被调走参战，将在两天之内决定。
指导员善搞“兵不厌诈”，还犯疑心病，每当看见新兵和老兵一起走，以为传播干部隐私和阴暗面，晚点名敲山震虎：“有的同志犯自由主义，背后评论干部，点完名之后到连部找我。”真有新兵中招，去连部找他承认错误。他还搞“兵不厌诈”，到阵地查岗违反规定“摸岗”，几次差点儿被哨兵开枪误伤，被守备区通报批评。我和米良昌被评为守备区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指导员屡试不爽，称我和米良昌被调往野战军，让我俩在全连军人大会上表态。
我表示：“我坚决服从连队安排，到前线奋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让全连同志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米良昌当即压床板“一病不起”，年底复员。
我没被调走。被副连长严力光在日记里赞誉“小将猛生，向前猛冲”的新兵劳猛生，调往野战军。另一个被调往野战军的“骨干”，竟是万不帮！
别看刚当兵就接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教育，因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我从来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战争来到眼前，我才认真思考。我三岁打枪有过自己的手枪，从小到大用木头刻枪，课本空白处画满了军官和枪械。我报名八年第九年被破格入伍，当文书消耗子弹若干，既是投弹能手还是神枪手。
我当兵的目的除了走出小西山、过枪瘾、提干找个城市媳妇。只要穿上这身军装，时刻准备踏上枪林弹雨的战场，和敌人真刀实枪地战斗，别无选择。如果说副营长马刀的血管里流淌着军人的血液，我的血管里不但流淌着军人血液，还有“土匪”血液。我们的骨子里都是军人，没有任何不同。我耳边回荡着教导队老队长的“神枪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