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队，看我写的检查。”我不说还好，一说他更着急了，说：“你现在就走。”我说：“海面狂风巨浪，你让我去投海吗？”
他给码头管理所打电话问船，对方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他一刻都不想让我待在连队，让王巴蛸套了毛驴车，装上血淋淋的猪肉和蔬菜。我和王巴蛸顶风冒雨去码头。一直等到下午，差点被九级阵风掀进海里。我给司务长打电话，他让我们把猪肉送到冷冻库，把菜拉回连队。我写了一夜检查，午睡又起来晚了。
司务长故意用笤帚扫的满屋子烟尘，又砸又摔。我被烟尘呛醒，翻身下床，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笤帚，狠狠地扔到窗外。他说：“你想干什么？”我不再忍让，笑眯眯地照他喉咙比量一下，说：“你再欺人太甚，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仇科长和伍干事来了，司务长赶紧躲到菜地。我向仇科长呈上“检查”，他看过之后连声叫好，和我在《解放军报》上了头版头条一样高兴。如果我不写检查或者检查不过关，也影响他的升迁。他说：“这次报道失实的主要责任，由文化处承担，把《检查》送到有关部门就没事了。你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千万要吸取教训。”倒是罗春华和杨义武，昨晚因为打扑克打到了一起，难解难分。
送走了仇科长和伍干事，我在心里默念“理智，冷静，修养”。
我拿了铁锨到菜地，先向司务长陪礼道歉，然后和大家一起排水。
司务长无奈地说：“营里连里都向我施加压力，必须让你去大李家砖厂，当做一项政治任务完成。你好好休息几天，什么时候有船再什么时候走。”
晚上看电影《405谋杀案》，不知道我将被几“05”谋杀。回来后我主动去山上阵地站岗，在弹药室里打着手电筒，阅读《中国青年》杂志潘晓的文章。她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代表了某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肯定要被批判。外面又下雨了，一阵紧似一阵，再下就多了，庄稼该涝了。
陈有全上山接岗，我没下山，和他挤在弹药室里唠嗑。他老生常谈，要在海岛找对象，费用便宜。他说：“你没回连队之前，‘五好’和‘大红花’回来了。‘五好’抱儿子来连队，说：‘这是老文书的儿子，你们看像不像？’”。
我好奇地问：“你看见了吗？像不像我？”陈友全由衷点头，说：“孩子确实像你，半点不像五好，弟兄们背地里说，老大肯定把大红花干了。”
“五好”威胁，等守备区举办“军民共建成果展览”，先把孩子送去展览，再去大连买刀，回来和董太锋拼命。他还哭诉：“部队不处理董太锋，我就把儿子托付给首长，然后跳海。”大家苦劝“五好”，不该对老文书落井下石。
“五好”委托司务长交给我一封信，被李副教导员截获。
王巴蛸接我那天，说话口形像“大红花”和“五好”，是向我披露这方面的消息。营里、连里和司务长，双管齐下动员我去砖厂，也是保护我。
“五好”真的扛了一麻袋刀具，要来连队找我决斗，被老栾和于铁匠劝回去。他们说：“捉贼拿赃捉奸拿双，否则你就是对连里抹黑。你和老文书动刀，就是对部队动刀，就成了敌人。再说老文书是神枪手，打你鼻子不打眼。他还会武功，一巴掌把你拍成肉饼。他杀猪就像杀小鸭，你是他的对手吗？”
“大红花”死活要离婚，“五好”更咽不下这口气，天天在连队附近蹲坑守候。营里连里如临大敌，轮班昼夜保护我。他们怕我不堪压力做出过激行为，对我严格保密。别说去大李家砖厂，即使逃到天边外国，我也在劫难逃。
该死该活屌朝上，我能吃能睡轻松无比，舒心惬意。我去找“五好”解释清楚，“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五好”还没见我的影儿，听说老文书来了，屁滚尿流地逃往海边，驾着小船“突突”地开往孤砣子，再没敢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