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回，让我当牛做马都没二话，求求你了连长。”
连长上来“老圈”脾气，没有半点缓和余地：“你求我我求谁？我放过你，谁放过我？你马上要转志愿兵了，我还马上要当副营长了呢！你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难道我还有第二次机会吗？你先写检查，重点从思想意识方面深挖。”
在部队，谁思想意识有问题，就属于道德品质败坏。我当然不能这样糟蹋自己，仍试图说服他让我过关。但是，他仍不依不饶。我拿出《砖缘》那篇稿子，最后摊牌：“我要不是为你提升副营长写这篇稿子，也不会发生这起事故。再说……”他看都不看一眼，说：“你出去，我打个电话。”我一动没动。
他抓起电话当着我的面，竟要通了守备区司令员。我把稿子装进口袋，愤然出去。连长越级告状，只想让我一个战士承担事故责任，自己开脱干净。我想起他第一次对我们新兵讲话：“在我们部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年龄大的是哥哥，年龄小的是弟弟……”我心里热乎乎。现在，他既冷若冰霜又冷酷无情。
守备区司令是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爱兵模范，他严厉地批评了“老圈”：“你一个连长竟然找司令员告一个战士的状，一定是你本身出了问题！”
司令员放下电话，马上给高炮营打电话询问情况，让他们调查处理。
“老圈”的一系列举动，让我想起要塞区法院审判的那桩盗枪案。
战士孙长治和连长闹矛盾，想给连长制造麻烦，偷走连长到手枪藏进坑道。
经过指导员耐心工作，孙长治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答应夜里把手枪取出来放到连部窗台上，争取从轻处理。连长知道情况后瞒着指导员，事先进坑道里面埋伏，孙长治进来取枪时将他撂倒，用行李绳捆了，出去打了三颗信号弹，声称阻止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孙长治被判刑四年病死在狱中，连长提升为参谋长。
有的部队基层干部为了一己之私，视战士个人前途命运而不顾。王巴蛸给连
长家送了棵空心白菜，他就说“思想意识有问题”。我正在构思的中篇小说《责任》，连长也是王振礼的原型之一。我走出砖厂，摸黑顺着熟悉的小道上山。
我爬山就像那个耍马戏的山东人爬杆，摇摇晃晃地爬到杆子尖上。我站在山顶上，也像站在杆子顶端。我坐在最高处那块大石头上，下面是万丈深渊。
我掏出写有无数个“盖房子”的通讯《砖缘》，真想撕碎抛向夜空。又一想，稿子每个字都浸透了我的心血，也浸透了全连弟兄的汗水，当然包括连长。
我坐到半夜十二点钟，才摸黑下山。我一进砖厂，一道手电筒光柱照过来。
全副武装的袁顺利说：“连长让我们找你，怕你出事。”我说：“我现在就去见他。”袁顺利小声“报告”，先进连长屋里：“董太锋回来了，没事。”
连长问：“他在哪儿？”袁顺利说：“在门外。”连长说：“你让他进来吧。”
我听见“哗啦”一声，连长迅速地把什么东西掖到腰里。
我报告进来，说：“连长，我私自外出，罪加一等。”他顿时眉开眼笑，说：“小董，看你说哪儿去了。一班长，你通知骨干们回去睡觉，明天早上七点起床。”伍干事一直在等我，见我回来也放心了。因为我影响了全连弟兄吃饭、休息，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和我一样，起早贪黑劳累一整天，夜里也不得安宁。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老圈”态度更加和蔼，拿出两个苹果给我，和晚上的怒不可遏判若两人。他检讨自己脾气不好修养不高，犯了遇事不冷静的老毛病，让我别往心里去。四川是“变脸”故乡，他也不愧是“变脸”高人。
他让我写检查给他个面子，在明天的军人大会上宣读。
他说：“高三连和高一连的一个排在一起烧砖，营里指定由我管理，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连检查都不写，高一连官兵会以为我偏袒本连队战士。”
我说：“写检查可以，但是要实事求是。如果让我
